中華遺囑庫里，30萬老人主動立遺囑

半年前，一位年近90歲的獨居老人，在多次咨詢后，選擇在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遺囑庫項目（下稱“中華遺囑庫”）立下人生第一份遺囑，內容主要涉及近一萬元存款的分配。

被問及名下無房產卻仍要立遺囑的原因，老人表示：“孩子們條件都不錯，不在乎這點錢。但我怕自己走后，他們會因為這點錢產生嫌隙、傷了感情。把錢分清楚，我才能放心。”

過去12年間，像這位獨居老人一樣在中華遺囑庫立下遺囑的已超過30萬人——截至2024年，中華遺囑庫累計提供57.2萬人次遺囑咨詢服務，登記保管35.7萬份遺囑，其中老年人占比在70%以上。

10月22日上午11點，因咨詢需求持續不斷，中華遺囑庫北京東城分庫項目的十余個遺囑洽談室僅剩下兩間空閑。現場正在訂立或咨詢遺囑的人群中，銀發老人是主力軍，其中不乏坐著輪椅或由子女陪伴著的老人。

今年3月，中華遺囑庫通過分析30余萬份遺囑后發布的《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4年度）顯示，空巢老人、未婚者立遺囑的數量持續上漲，房產歸屬最受老年人關注。

中華遺囑庫主任陳凱表示，伴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以及家庭結構小型化與資產形式多元化，傳統的口頭約定或簡單書面遺囑已無法應對復雜的財產分配問題。近幾年，因缺乏有效遺囑導致家庭矛盾的案例比比皆是，全國繼承糾紛案件數量也呈現高位運行的特點。可以說，規范化立遺囑已成為剛需，遺囑是個人避免財產旁落的最重要工具。

2013年，作為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發起主辦的全國性公益項目，中華遺囑庫項目正式啟動。在推動“立遺囑”觀念過程中，陳凱最直觀的感受是，越來越多的普通老人不再視遺囑為“不祥之兆”，而是將其視為必要的法律工具和家庭責任。

他說：“遺囑的普及程度，是社會文明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沒人能預料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若未立遺囑，家庭財富傳承很可能引發一系列矛盾。203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預計超4億人，屆時遺產糾紛或許會成為較大的社會矛盾之一，訂立遺囑及處理相關糾紛，或將成為超四分之一人群需要面對的問題。”

圖片來源：田進

觀念和現實需求的沖突

近兩年，在北京等城市的公交站牌中，中華遺囑庫的公益廣告出現頻率越來越高。廣告的落地過程一波三折。

2023年，中華遺囑庫首次投放公交站牌公益廣告時，“遺囑”一詞就成為陳凱面臨的最大阻礙。相關審核人員明確反饋，“這個詞需要避諱”。為推進廣告順利投放，陳凱不得不另辟蹊徑：用“家庭財產繼承公益項目”替代“遺囑”二字，同時附上自己的頭像，并在旁標注“中華遺囑庫創辦人”。

即使如此，陳凱依舊收到了很多投訴。其中一位老人直接投訴說：“一早就看到‘遺囑’一詞，心里很膈應，希望不要將遺囑放在如此醒目的位置。”

此后兩年，隨著社會觀念的逐步改變，公益廣告中“遺囑”一詞才被默許逐漸放大字號，最終成為廣告里最顯眼的部分。

陳凱表示，在立遺囑上，老人的實際需求其實與社會觀念脫節，大眾普遍沒有意識到老人對立遺囑有非常強烈的內在需求。因此即便在當下，反對“遺囑”的聲音依然存在。

2013年，在中華遺囑庫成立當天，一系列咨詢需求就蜂擁而至。機構內，6部熱線電話幾乎片刻沒有停歇。第二天一早，熱線電話依舊有上百個未接來電。許多老人在咨詢過程中，傳遞出“兒女們爭奪遺產”的擔憂，希望立遺囑來規避家庭財產繼承矛盾。

但在大多數場景中，普通人對遺囑依舊避而遠之。例如，某一次在酒店開研討會時，陳凱就遇到了場地負責人要求撤掉中華遺囑庫立牌的尷尬，理由是會影響其他客人。重陽節進社區宣講時，陳凱的團隊也被要求不能掛遺囑庫標識，只能掛“法律咨詢服務”的牌子。

陳凱說：“此前做宣講時，很多老人一聽立遺囑，扭頭就走，甚至懷疑我們是騙子。雖然短期內遺囑推廣遇到一系列挑戰，但從道德和法治角度來看，立遺囑依舊是剛需。”

根據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2020年、2021年、2023年繼承糾紛案件數量均在11萬件以上。以北京為例，北京一中院2022年6月通報的數據顯示，自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實施以來，該院審結家事案件1022件，其中繼承糾紛占比29%。

2021—2023年，在中華遺囑庫立遺囑人的戶均資產量從626.5萬元上漲至744.1萬元。同時，遺囑中的財產類型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包括不動產、銀行存款、公司股權、證券基金、理財合同、名貴收藏品等。

老齡化程度快速加深和家庭結構小型化更讓立遺囑的需求凸顯。截至2024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數超3億人，占總人口的22.0%。而在2024年，中華遺囑庫老年人訂立遺囑總數量為40176份，其中空巢老人訂立遺囑占比達60.28%。

陳凱表示，大部分空巢老人訂立遺囑的原因是為避免糾紛和簡化手續。其次，隔離子女婚姻風險的比例仍然不在少數。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是立遺囑的最大剛需群體，遺囑與他們的權益密切相關。

此外，2024年在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的空巢老人中，北京、上海、廣東地區的總量占比達77%。近幾年，在全國推廣遺囑觀念過程中，陳凱也發現，一線城市對立遺囑的觀念在快速改觀。

圖片來源：中華遺囑庫

立遺囑人群的“多樣化”

2020年，中華遺囑庫推出“微信遺囑”小程序留言功能，用戶可通過小程序上傳文字、圖片或音視頻內容，用于傳遞祝福、情感表達等非財產性事務。留言由中國遺囑庫保管，用戶可設置去世后寄送或指定日期遞送。

雖然“微信遺囑”明確標注不具備法律遺囑效力，但大量年輕人依舊在這里給愛人、家人留下了心里話。

2020年，中華遺囑庫一共收到將近7萬份“微信遺囑”。2020年2—3月，“微信遺囑”數量創新高，最高峰時一天達上千份。

陳凱表示，疫情期間，公眾訂立遺囑的意識明顯提升。2016年至2023年，中華遺囑庫每年辦理遺囑訂立的人數平均維持在4萬人左右，而2023年這一數字首次突破6萬人。從“微信遺囑”的內容來看，疫情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讓許多人重新審視生死，不再對死亡抱有畏懼；二是讓更多人更加珍視親情與友情。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的近7萬份微信遺囑中，20—30歲人群占比為38.7%、20歲以下用戶占27.4%，不少人是在讀學生。

陳凱表示，遺囑正在被更多年輕群體所接納。在中華遺囑庫，2017年30歲以下訂立遺囑的數量為61人，2023年達到了1030人。遺囑年輕化趨勢表明，現代年輕人對個人財產的保護和規劃意識逐漸增強，國人對遺囑的接受程度不斷提高，遺囑觀念正在陸續發生轉變。

帶有年輕人標簽的資產，也逐漸成為遺囑中的重要部分。從2017年至2023年，中華遺囑庫一共收到488份遺囑內容涉及虛擬財產。

陳凱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例是，一名30多歲的游戲主播憑借出色表現積累了大量粉絲，其名下直播賬號也有較高的商業價值。因為意識到虛擬財產同樣需要妥善規劃，同時擔憂該賬號的繼承風險，該名游戲主播在中華遺囑庫訂立了遺囑，明確在自己離世后，將直播賬號留給同樣熱愛游戲的弟弟繼續運營。

陳凱表示，微信賬號、QQ、支付寶、游戲賬號、多樣化的虛擬貨幣等已經成了立遺囑人群的重要資產。年輕人立遺囑更深層的需求來自財富代際轉移的觀念轉變。新生代群體更傾向于通過法律工具明確財產歸屬，避免情感消耗與家庭裂痕。

除了年輕群體，單身族、丁克家庭也成了立遺囑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遺囑庫北京東城分庫項目志愿者李艷艷曾接觸過的一個案例是，一對年輕的丁克夫妻因為放心不下寵物貓，在遺囑中明確指定了一位同樣愛貓的朋友作為繼承人，將一部分財產（足夠寵物余生開銷）留給他，并附帶了詳細的“撫養手冊”。此外，夫妻兩人還指定了一位遺產管理人，以確保他們的愿望被忠實執行。

據了解，截至2024年，中華遺囑庫共有2618名未婚、不婚人士在中華遺囑庫登記保管遺囑。對于未婚、不婚人群，“照顧父母”是他們訂立遺囑的主要目的，“防止財產下落不明”“簡化手續”也是他們考慮的重要方面。

專業化制定遺囑

2007年，陳凱在澳大利亞與海外律師同行交流時，因偶爾提及國內一位相聲演員突然離世后的家庭財產糾紛案例，第一次意識到國內外對遺囑觀念上的差異。

面對海外同行“他為何不寫遺囑”的疑問，陳凱一時語塞。當時，國內遺囑文化尚未普及，即便身為律師的他，也未曾訂立遺囑。與之相反，海外同行能毫無顧慮地提及已備好遺囑，在當地不立遺囑的人反而是少數。

回到國內后，陳凱接連幫助了多個因未訂立遺囑而陷入財產繼承糾紛的家庭。同時他發現，電視臺播出的家庭調解類節目數量越來越多，而其中諸多矛盾的根源都與老人離世前未立遺囑有關。

自此，建立遺囑庫的想法在他心中開始萌芽。

陳凱說：“遺產糾紛的關鍵問題在于老年人財產自主權的缺失。因此，中華遺囑庫啟動的初衷，就是構建一套既能規范訂立、又能安全存管遺囑的服務體系，進而避免后續產生一系列繼承糾紛。”

截至202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中國裁判文書網》公示了118例涉中華遺囑庫的生效案件，所有遺囑均被認定為真實合法有效。

為實現遺囑的規范訂立，在中華遺囑庫，立遺囑人需完成多個環節，具體包括遺囑咨詢、遺囑訂立、人臉識別、身份驗證、指紋掃描等。其中精神評估階段尤為關鍵。該環節會通過專業評估方式，判斷立遺囑人是否神志清醒，訂立遺囑時是否處于自主自愿的狀態，以及是否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作為公益項目，中華遺囑庫為滿足特定條件的個人提供免費遺囑訂立服務。

陳凱表示，由于缺乏專業化認知，現實中大部分人不會正確書寫遺囑，導致遺囑存在各種瑕疵，最終可能被法院認定無效。

在中華遺囑庫完成系列遺囑登記后，個人會獲得一張類似身份證般的遺囑登記證。工作人員通常會提醒老人，將遺囑登記證與身份證等重要證件放在一起。此外，個人也可以通過中華遺囑庫官方查詢已訂立的遺囑。

圖片來源：田進

陳凱表示：“作為公益組織，中華遺囑庫的籌資工作依舊任重而道遠。同時需要明確的是，公益組織能解決的問題有限。遺囑背后是整個財富傳承產業，如果相關產業能繁榮發展，公益組織也將從中獲益。因此，中華遺囑庫的最終目標，是向全社會普及立遺囑的觀念。”

現如今，中華遺囑庫已在全國設立56個服務中心，但在陳凱看來，這還遠遠不夠。他算了一筆賬：全國共有49416萬戶家庭，假設其中70％為城鎮家庭，而城鎮家庭中又有一半存在訂立遺囑的需求，那么遺囑潛在需求量約為1.7億份。由此可見，盡管當前遺囑普及率仍處于早期階段，但這一領域的發展潛力巨大。

（作者 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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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進

大國資新聞部記者 關注宏觀經濟以及人社部相關產業政策。擅長細節深度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