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韓復榘遺孀向組織申請發還房子，董必武作出批示：同意

“董老，二月初三上午九點，這封求助信麻煩您過目。”警衛將一份公函遞到董必武手里，只一句話，卻把在場人都喚回到戰火剛熄的北平。信的落款是“高藝珍”，韓復榘的遺孀。

北平和平解放才半個月，燈市口一帶仍能看見被戰火熏黑的墻面。城里百姓關心米價、關心治安，市委機關則連夜清點日偽和國民黨遺留的不動產。敵產接收處收到的申請五花八門：有人要回印章，有人要回鋪面，高藝珍要回的，是富強胡同那處四進小院。一聽“韓復榘”三個字，不少工作人員皺了眉，“韓”與“復辟”字形相近，這在當年就足夠讓人多想。可流程就是流程，董必武堅持先看事實，再下結論。

先說說這位寫信的婦人。當時她住在燈市西口租來的二間北房，白墻裂縫，雨雪天屋里滴水。房東每月催租，她常常靠變賣首飾應付。戰亂十年，她先后躲過西安、漢口、成都的轟炸，卻躲不過“逃兵家屬”的流言。四個孩子中，老大韓嗣燮因為思父成疾，已臥床數年；剩下三個正值讀書年紀。她在信里只寫了兩句話：其一，這處宅院原是張學良贈與韓復榘之私產；其二，曾被日軍強占，現存敵產名冊。她沒提苦難，只貼上一張殘破的土地執照，字跡因多年折疊模糊不清。

董必武翻完材料，問一句：“韓復榘當年定性為何？”接收處干部答：“1938年被蔣介石以抗命罪槍決，按照國民黨檔案，他既非汪偽要員，也未列漢奸名冊。”董必武點頭，再問：“案卷標注他卷入倒蔣陰謀，可有軍統確鑿供詞？”答案依舊是“無”。董必武在呈批紙背后寫下十六字：“不屬奸逆，亦非戰犯，其家產，應予發還。”落款“董”，寥寥一筆，卻改變了一個家庭的命運。

很多人好奇：韓復榘究竟是怎樣的人？他的結局，為何在今日又引出這段插曲？簡單梳理，韓出身行伍，早年投馮玉祥，后站隊蔣介石。1937年任第五戰區副司令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任務是死守黃河。蔣承諾配給重炮，結果炮團被李宗仁抽走。炮未到，日軍已逼近濟南，韓權衡得失，選擇撤退。蔣介石惱火，卻本打算留他一命。真正要命的，是韓暗中與四川劉湘、華北宋哲元聯絡，醞釀“拒蔣入川”。宋把情報遞到蔣手里，蔣動了殺機。1938年1月24日夜，武昌行轅槍聲響起，韓復榘伏法，時年四十六歲。

從此，高藝珍帶著孩子在烽火與流言中漂泊。她其實是個頗有文化的女子，伯父高步瀛曾任北洋政府教育司長。嫁給韓復榘那天，新娘帶來的嫁妝被丈夫拿去抵債，她毫無怨言。韓死后，她把丈夫最后一封家書縫在衣襟，從陜西到湖北，再到四川。抗戰勝利，本以為苦盡甘來，卻因“逃兵家屬”身份難以在國統區立足。直到1949年北平易幟，她才決定向新政府求助。這一求助，不只是為了房子，更想知道新政權是否愿意給一位舊軍閥遺孤以生路。

說回董必武的批示。有人問，為何共產黨對韓復榘家屬不咄咄逼人？原因不復雜：新政府要樹立法治、公正形象；第二，對待舊軍政人員財產有明確劃分——漢奸、戰犯財產收歸國有，普通國民則保障私有合法權益。韓復榘雖曾任要職，但死于國民黨內部斗爭，且已付出生命代價，不在懲辦之列。高藝珍那封信，恰好觸及這一政策邊界，董必武給出的批示，等于用案例為政策做了注解。

手續走完那天，敵產處派人陪同高藝珍去富強胡同勘驗。院落荒廢多年，草木叢生，瓦片殘損。她摸著老槐樹樹皮，眼含淚卻沒哭出聲。據現場人員回憶，她只說一句話：“先把屋頂修好，孩子們得有地方念書。”就這樣，一家人從租房搬進了自家院。

有意思的是，韓家的幾個孩子并沒因父輩陰影長期自怨。老二韓嗣燠改名韓子華，上大學后主動報名入伍，1950年隨志愿軍跨過鴨綠江，立三等功。回國復學后，他被分配到蘭州電力技工學校，后來寫信告訴母親：“我在西北，也算給祖國添瓦。”老三韓嗣烽考入四川軍政學校，畢業后到西安鐵路系統工作。同事回憶他辦事干練，從不拿父親名頭說事。最小的韓嗣煌，則被送到清華大學機械系，成績優異，后赴奧地利進修，學成歸來在北京晨練廠擔任技術骨干。孩子們的選擇，大都是“另起爐灶”，這點很能說明新中國社會流動的活力。

1957年，高藝珍在北京病逝。臨終前，她將保存多年的那封家書和董必武批示交給韓子華，說：“命運坎坷，幸好你們有書念，有事做。”對一個歷盡顛沛的女人而言，這大概已是最平靜的總結。

至于那座富強胡同小院，六十年代末被劃為公房，韓家人騰退配給另一處宿舍。木門斑駁，庭前老槐依舊。知情者說，院子里還留著高藝珍親手種的月季，每到夏天照樣開。房主易人，花香未改，這種細微的延續，比任何激昂口號都更能說明時代的溫度。

回頭看，高藝珍寫信求房，不過區區數百字，卻在北平的冬日里帶來一串漣漪：它檢驗了政策底線，體現了新政權的胸襟，也讓一個軍閥遺族得以在新社會安身。歷史不是非黑即白，它更像一幅暈染畫，主角、配角、旁觀者互相滲透，才能呈現真實。董必武那句“應予發還”，在紙面上只有六個字，卻因為公正，讓后來者讀來，仍覺溫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