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勞動是將市場與家庭的相互依存關系連接起來的缺失的一環

本篇摘自上野千鶴子著《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家務勞動論爭

“家務勞動”的發現

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最大理論貢獻是發現了“家務勞動”(domestic labor)。“家務勞動”是將“市場”與“家庭”的相互依存關系連接起來的缺失的一環。近代工業社會分離了“市場”和“家庭”，在這樣的歷史固有空間中，將這種分離連接在一起的關鍵一環就是家務勞動。家務勞動，是近代才誕生的概念，它不是超越歷史的概念。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對于家務勞動歷史性的提問，成功地明確了近代社會中存在的對女性固有的壓迫形態。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并沒有包括人類全部的勞動。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試圖將市場社會相對化。他認為，雖然市場和市場中的財富即商品的出現幾乎與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而正如馬克思所言，當“土地和勞動力”轉化為商品時，近代固有的資本主義市場才得以形成，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勞動力都能轉化為“勞動力商品”。市場將某些勞動“商品化”的同時，并沒有將另一些勞動“商品化”。而家務勞動就是非“商品化”的勞動之一。

沒有被市場化的勞動只能停留在“私人勞動”這個層面。塞科姆指出，家務勞動沒被市場化的原因不在于“家務勞動的具體條件是私人的”。對此，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給出了以下意見：

可以這么說，家務勞動之所以不能成為抽象勞動，不在于它是私人勞動。相反的，正因為它無法成為抽象勞動，所以只能停留在私人的領域。

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的區別是市場強制劃定的市場勞動與非市場勞動的界線。

市場勞動與非市場勞動之間的界線——“市場”的界線是不斷變動的，它是由市場“把某種對象進行某種程度的市場化”決定的。二戰后，隨著家電商品的普及、食品和紡織業的興盛以及家政服務的商品化，家務勞動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市場化—商品化。“家務勞動”的內容也發生了量和質的歷史性轉變，這與大眾生活消費標準發生了量和質的歷史性飛躍，即勞動力價格發生了變化是相同的。

例如，隨著洗衣店的開業，洗衣服這項原本為家庭主婦所做的家務活動有了市場價值，繼而成為勞動。因此，洗衣店的營利所得是被算入GNP(國民生產總值)中的。馬克思認為，”生產性勞動”就是“產生交換價值的勞動”。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洗衣服就是“生產性勞動”。但是，“洗衣服”這項勞動只不過是把臟衣服變干凈、延長其使用年數(有時會因清洗的過于頻繁而導致其使用壽命的縮短)而已，它并不能產生任何財富和商品。倘若洗衣服這項勞動由家庭主婦承擔，那么它就不是“生產性勞動”,而是“消費性勞動”。因為這項勞動不產生“價值”，是“非生產性勞動”。

嚴格來講,馬克思所謂的“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別是無法和“市場化勞動”與“非市場化勞動”的區別一一對應的。對“生產性勞動”的根本定義是“產生使用價值的勞動”。而關于其“歷史性一資本主義式的定義”則是“對資本而言是生產性的”，即產生“剩余價值”的，換句話說就是“有交換價值”的勞動。由于“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不具可比性，所以馬克思在對“生產性勞動”的定義中將兩個不同的概念即“產生出使用價值的勞動”和“產生出交換價值的勞動”用一個詞做了表示。

從“生產性勞動”的歷史特點上來說，比起“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別，市場強制劃定的“市場勞動”與“非市場勞動”的區別更顯而易見。在上述例子中，洗衣服若是由家庭主婦做的話，就是“不產生交換價值”的非市場勞動，而若是由洗衣店做的話，就是“產生交換價值”的市場勞動。豈止如此，洗衣服這項勞動不是隨洗衣業的出現才被商品化的。洗衣服是家務勞動中最早獨立且最容易被外部化的勞動之一。早在傭人的工作內容尚未具體化之時，也就是他們還是奴隸的時候，作為女性特有職業的浣衣女就誕生了。這樣一來，甚至可以說，從家庭手工業式的浣衣女時期發展至高勞動生產性的職業洗衣這一漫長的過渡期中，曾被視為“主婦勞動”的洗衣工作，只不過是暫時委托于已婚婦女的特殊勞動而已。

如果說判斷某種勞動是否擁有“市場價值”—“交換價值”的標準是由市場隨意劃定的話，那么把“家務勞動”視為“非生產性勞動”這一馬克思的定義就只意味著在特定的歷史社會背景下，特定勞動未被市場化而已。將“家務勞動”與其他的勞動相區別，就產生了如“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市場勞動”與“非市場勞動”、“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甚至是“生產性勞動”與“消費性勞動”等諸多分類。“家務勞動”是“有用但不產生(交換)價值”的勞動這一觀點受到了部分女權主義者的批判，他們認為“家務勞動雖然不產生交換價值，但產生使用價值”。

為女權主義者所陷入的“家務勞動—使用價值”之說指明方向的是法國唯物主義女權主義者克里絲汀?道菲［Delphy,1984］。她與其他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一樣，將“家務勞動”看作問題之所在，認為女權主義應以第一級的政治性一理論性課題為出發點。

多虧新女權主義，我們才得以首次將家務勞動列為理論性課題。

根據道菲對于“家務勞動”的理論，首先，“家庭勞動也是勞動”(housework is work),其次，它是“無償、不支付薪酬(free-unpaid)的勞動”。“家務勞動”通常是指“妻子在家中進行的工作勞動”，然而她對這種“經驗性的定義”的充分性提出了疑問，并反問道：

“是否只有家務勞動是無償勞動呢？”

最終道菲得至的是“家庭內勞動”(domestic work)的概念——“家庭內勞動”是指“在住宅(domus)內進行的無償勞動”。“家務勞動”(housework)是指“家庭內勞動”中的某些特定勞動。“家庭內勞動”在近代之前是以家族為單位的隨處可見的勞動。然而在養牛、擠奶、剝皮、解剖肉類、點火等一系列的過程中，很難區分何為“生產”、何為“消費”。勞動帶來的“生產”和“消費”的分離是市場的產物。“市場”不存在的地方，其區別是不存在的。

同樣，“家庭內勞動”和“家務勞動”之間的區別亦是如此。農家的主婦既從事作為生計的農業勞動，又從事家務和育兒的工作，很難區分哪些是“農業勞動”，哪些是“非農業勞動”。

倘若該農家主要生產向市場提供的農作物,那么農婦的勞動大致可以分為“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和“不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然而，倘若農民僅僅為了 “直接性消費”（immediate consumption）而種植作物呢？不經過市場媒介的勞動，與所謂的“家務勞動”相同，都算是“非生產性勞動”。

然而，法國的GNP是將農家的“家庭內勞動”中相當于農業勞動的部分與非農業勞動（又稱為“家務勞動”的部分）區別開來計算的。日本的GNP算法亦是如此。

當市場占有優勢地位時，經濟依靠貨幣作為媒介來流通。經濟中被稱為自然經濟的非市場部類占了很大一部分。GNP是用貨幣來表示生產的指標，因此就有必要對自然經濟進行貨幣換算。農家的自家消費部分生產量的計算方式是在假定將自家消費的部分調撥到市場這一前提下，以農作物的售出的自我定價（生產者價格）或者零售價格（購買者價格）的其中之一來計算的。這就是“假定以市場為媒介”的非市場性經濟活動的計算方法。

然而“假定以市場為媒介”，那么我們該如何思考非農業勞動？如做飯、洗衣、裁縫等勞動，自家如果無法完成只能通過市場購入（市場也有完善的商品式家政服務）。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政服務在“假定以市場為媒介”的前提下也是成立的。

倘若如此，“家務勞動”和“家庭內勞動”的區別究竟是什么呢？

道菲指出，"家務勞動”和“家庭內勞動”兩者均是“供自家直接性的消費的生產勞動”，其區別最終歸結于“農業固有的”還是“非農業固有的”這一“循環性”的定義上。農業勞動與只能被定義為“非農業勞動之勞動”的”家務勞動”的區別并非在于農業的特殊性。非農家的女性也承擔的勞動才是決定“家務勞動”領域的關鍵。因此道菲稱“家務勞動”的定義是“不論城市、農村，所有家族都共通的，自家消費用的生產”。而且這個定義將城市家庭中的家務勞動的標準隨后運用到了農村家庭之中。也就是說，城市中非農村家庭形成之后，其中所進行的相通的勞動在農村家庭中也開始被稱為“家務勞動”。那些“非家務勞動”的生產性勞動則成為“家庭內勞動”。道菲隨即將視點轉向“家務勞動”為何是“無償勞動”，她的論述給我們巧妙地解析了其中的謎題。

……由生產者直接消費的非市場的生產物，要按照生產來計算。不經過市場媒介（即不供交換）不足以解釋家庭內勞動地位的原因。……所以，家務勞動與以“家庭內自家消費”的名義所計算的其他生產相同，都應當被看作是生產。供給自家消費的生產過程，是一個整體的過程。而直至最終消費的所有行為要么均是生產，要么均不是生產。

所以，“家庭內勞動”和“家務勞動”之間沒有本質區別。那么“家務勞動”的“城市標準”(urban criteria)的實質是，在城市化—工業化中未被市場化而剩余的“家庭內勞動”，即被稱為“家務勞動”。

家務勞動被排除在市場之外，是無償勞動的原因，而并非其結果。

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勞動的分割——“有收入的工作”和“無收入的工作”，以及其對應的男女的性別分工。家務是“無收入的工作”，這意味著它是被不正當剝削的“無償勞動”。而從這種“無償勞動”中獲利的是市場，以及市場中的男性。

從市場角度來看，這種勞動被其排除在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人類的全部活動被強制區分為被包含在市場之中的勞動，以及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勞動。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別就在于是否接受并承認市場強制性。

倘若如此，我們的任務就不是將“家務勞動”稱作“非生產性勞動”，并將其放逐于市場和問題分析的外部，而是去追問市場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將家務勞動放逐出市場的。“只有去追問非市場的、非貨幣的部分，我們才能看清女性所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