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愛打罵下屬，王宏坤對他意見大，周希漢吃過虧，后離開革命隊伍

“1933年初，通江縣的夜風凜冽——’老周，他又動手了？’警衛員小聲嘀咕。”那一刻，紅九軍軍長何畏拎著馬鞭，正對一個通訊員劈頭蓋臉地抽。鞭梢劃過干冷空氣，啪地一聲，整個指揮部鴉雀無聲，只有火盆里的松枝噼啪作響。火光里，周希漢的臉陰沉得厲害，這位作戰科長已經記不清自己第幾次目睹軍長暴怒。

何畏，廣東梅縣人，黃埔五期學員。書生出身，卻不見斯文。廈門大學輟學投筆從戎后，他在廣州起義里挨過機槍子彈，左臂至今留著一道凹痕。刀尖舔血的經歷，讓他認為“軍紀靠拳頭”。這種觀念對舊軍人管用，可在紅軍里卻格外刺眼。

古田會議確立官兵平等后，紅一方面軍基本杜絕體罰。然而鄂豫皖起家的紅四方面軍，舊習偶有回潮。師團長們多半是土豪或舊兵痞出身，火氣重，何畏只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打人，他不挑對象；罵人，他不掩粗話。連對口音聽不懂的勤務兵也毫不留情。有意思的是，他在作戰會議上又極能擺數據、談地形，常讓參謀們佩服。

1932年秋，鄂豫皖主力跳出包圍，東進西征。那年冬，王宏坤的紅四軍、倪志亮的紅十一軍與何畏的紅十二師并肩作戰，戰功俱佳。可是“AB團事件”一來，三人關系迅速冷卻。何畏抓人從不手軟，數十名基層干部被關進“審查班”。王宏坤上報總指揮徐向前，要求停止無根據的逮捕。電話線另一端，何畏冷哼：“軟骨頭！”這句帶口音的狠話，深深刺到王宏坤。

次年三月，紅四軍黨委書記盧紹武被何畏當眾扇耳光。原因僅是匯報環節語氣稍慢。王宏坤不能忍，跑去找陳昌浩評理：“再這么下去，部隊要散攤子！”陳昌浩皺眉沉思，卻沒給出明確態度。何畏聞訊后把怨氣全撒在10師師長徐順禮身上，馬鞭子抽出數道血痕。徐順禮捂著肩膀找王宏坤，憋出一句：“軍長，我不是他的兵啊！”那夜，師部帳篷燈亮到天明。

周希漢對何畏又敬又怕。作為作戰科長，他必須隨時解讀軍長夾雜客家腔的指令，否則立刻挨吼。有一次，紅軍正在翻山急行軍，山口突然傳來密集火力。周希漢建議避開正面，側翼穿插。何畏拔槍朝天連開三發：“少給我拐彎！”子彈殼滾落腳邊，周希漢背脊一涼，卻只能照辦。幸運的是敵人火網并不嚴，部隊仍安全通過。這種“賭命式”指揮，讓參謀處壓力山大。

不得不說，何畏也有讓人佩服的硬本事。戰術迅捷，撤退路線常出人意料，部下形容他“嗅覺像狼”。1933年鹽源口伏擊戰，他用一個團撕開敵側翼，俘敵千余。捷報剛傳到總部，他卻在營地追著衛生員揮鞭，只因棉藥包備得不夠。勝利的喜悅被尖叫聲沖淡，高層開始真正擔心這位“野將”。

四方面軍長征途中，干部精簡調整。1935年春，他被調去紅軍大學任政委，許世友任校長。有人暗自松了口氣，覺得教學崗位能磨平他的脾氣。事實卻相反。一次學員答辯，他砸碎茶杯吼道：“紙上談兵！”玻璃碴飛濺，墻面留下一串斑點。培訓期結束，學員們背地里稱他“雷神”。

三大主力會師后，延安的空氣比川北干燥清冷。毛澤東、周恩來著手整頓教導體系。越來越多的新干部涌入，何畏的空間被壓縮。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大擴編。就在所有人以為他會再披戎裝北上時，他突然請長假回廣東“看望老母”。證明文件寫得客氣，上級未多挽留。他一走，便再無歸期。

關于離隊原因，后人眾說紛紜。一說家庭牽連，閩粵地下黨遭重創，他擔心親人；一說屢遭批評，心灰意冷；還有人猜測，他性格與延安氛圍格格不入，索性抽身。檔案只留下寥寥幾行：“何畏，借調期滿，未歸。”至此，這位曾經的軍長消失于革命編制。

時間推到1949年，新中國開國大典，王宏坤站在天安門城樓檢閱臺下，胸前三道獎章閃閃。周希漢此時已是第三野戰軍副參謀長。觀禮間隙，兩人交換眼神，沒有提起當年那根鞭子。老部下們記得，慶功酒會上，王宏坤只淡淡講了句：“部隊紀律，生死大事，非小節可欺。”沒有人應聲，嘈雜聲卻瞬間低了半拍。

1955年授銜，昔日紅四方面軍出身的王樹聲、倪志亮、許世友等悉數在列。名單中找不到何畏，文件里只寫“歷史原因”。對研究軍史的人而言，這是一個缺口，也是一個警示：才干、血性、戰功，并非衡量將領的唯一尺度，能否服眾、是否尊重士兵，同樣影響一支軍隊的凝聚力。

試想一下，如果何畏當年顧及分寸，放下馬鞭，也許今天的開國將帥譜里會有他的名字。然而歷史沒有假設。硝煙散去，留在書頁上的，是一位烈性軍人跌宕起伏的背影，以及一串發人深省的嘆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