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軍團影響力不小，被說“霸道”，拒絕了358旅旅長，愛誰誰？

“老盧，你可得收收脾氣！”——1937年初夏，甘孜的營房外，冼恒漢壓低聲音提醒。盧冬生背著手，只回了三個字：“愛誰誰。”一句話，把身邊參謀噎得無話。

盧冬生出生于1905年，湘西石門子弟，十七歲就混跡舊軍營。南昌起義后，他受命護送賀龍轉戰回湘西；追兵不斷，他硬是領著賀老總七拐八繞，闖出重圍。此后，部隊屢次改編，他的黨籍一直掛在上海地下黨，外人不知底細，這份“特殊關系”讓他在多事之秋少了不少麻煩。

1930年前后，紅二軍團沿著沅澧流域打出威名。槍響頻密，隊伍成分復雜，舊軍習氣夾雜在血雨腥風里。起早摸黑拉練、皮鞭訓兵、罵聲沖天，被視作理所應當。盧冬生從手槍連長一路升到團長，靠的就是雷厲風行。湘西山里有句老話：“喊一嗓子，山鬼都得躲。”不少老兵覺得他就像那嗓子，一吼，誰都不敢慢半拍。

1933年“AB團”疑案橫掃湘鄂邊區，許多骨干被錯殺，二軍團元氣大傷。盧冬生卻因組織關系不在本地，得以全身而退，還臨危受命經營第四師。也是這一年，夏曦取消黨團組織，二軍團政治工作幾乎停擺。打仗可以硬碰硬，凝心卻全靠臨場吆喝，久而久之，“軍閥主義”三個字開始在干部會議上被人點名。

1936年秋，二、六軍團抵達甘孜，與一方面軍大部匯合。中央接管后，大批“空降”干部進入二軍團：政委、副師長、衛生部長，人手齊齊到位。整訓會議第一天，名單上赫然寫著“批評盧冬生——作風霸道、獨斷專行”。會議室悶得像密不透風的窯洞，盧冬生坐在最后一排，直到主持人點名才站起身：“這頂帽子我戴不起，兵權給你們。”說罷轉身離場，連一滴茶水都沒動。

失去第四師王牌，無異于抽掉二軍團一根主梁。賀龍緊追出門：“冬生，別鬧，你的兵在前線等你！”面對老首長的挽留，他搖頭如故。幾天后，他主動報到紅軍大學，轉為學員；學員證還沒發到手，全面抗戰爆發。

1937年冬，延安宣布組建八路軍120師358旅，旅長一欄印著“盧冬生”。電報發出，回信卻只有一句：“本人在校，不便赴任。”用今天的話講，簡短得像極了“已讀不回”。旅長位置只能暫給副旅長楊得志代理。有人議論，說盧冬生耿直，也說他軸，更多的人替他惋惜：這樣的悍將若在華北奔襲，鬼子想穩都難。

1938年春，他被安排去蘇聯療傷學習。一路北上，經西安、蘭州、迪化，再乘車入阿拉木圖。身體養得不錯，軍事理論也學得扎實，唯獨脾氣沒磨平。課堂討論時，蘇軍教官說紅軍缺乏裝甲協同，他頂一句：“缺的是坦克，不是腦子。”翻譯愣了幾秒才把話撿回來。

1945年9月，他隨第一批回國學員抵達東北。延津車站上，槍聲、俄語、日語混雜。有人看到蘇軍士兵順手搶民眾手表，他沖過去呵斥制止。日落之前，一顆子彈從暗處飛來，穿透左胸，血跡浸滿呢子大衣。送抵撫順野戰醫院，傷勢過重，年僅四十出頭。

消息傳到延安，賀龍握著電報沉默許久。隨后發出的訃告寫道：“二方面軍折翼，一員勇將歿于國土。”沒有鋪張，用字卻極重。

1955年授銜典禮，二方面軍的許光達戴上大將肩星，賀炳炎披上上將領章，兩位老戰友風光無兩。老兵聚在一起，小聲嘀咕：“要是老盧在，肩章怕不止這點料。”究竟能到哪一級，史書沒給答案；但看他1927年參軍、1933年師長、1936年率先北上，資歷、戰功都擺在那里，少說也是一顆中將星。

有意思的是，后來回憶錄里提到盧冬生的人不少，卻極少有人細談那場“批評大會”。一位老政工干部只寫了一句：“會上話說重了，傷了人心。”三十年后再談軍閥主義，語氣已少了早年的凌厲，多了幾分惜才。

二軍團的老底子，本就刀口舐血；缺了系統政治教育，粗糲在所難免。中央接管、空降干部、整風作風，本是必要之舉，操作方式卻稍顯生硬。盧冬生的反彈，既是個人性格，也是組織磨合中的必然摩擦。遺憾的是，歷史不能回溯，短暫的失和把一位鋒利的指揮員推向了另一條道路。

綜合戰功、膽魄與號召力，盧冬生在二軍團的分量不亞于任何人。“愛誰誰”三字，聽來像賭氣，卻也透露出一名老兵的倔強底色：肯沖鋒，敢擔當，不愿被標簽左右。有人說他甩摔子，亦有人敬他真性情。人已逝，評價分歧仍在，這或許正是革命隊伍早期復雜生態的生動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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