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娃的關鍵問題,不是因為高房價,而是因為房價下跌。
原來社會上流傳,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孩子是高房價的結果,還有人把房價和人口對立起來,說“保房價還是保人口”,于是得出結論:保人口不能保房價。你看,這是自己給自己設定了一個偽命題,為什么需要進入二選一這樣一個前提呢?它本來就不存在這個題目。
中國人口下降和房價下降,存在著明顯的同步性。你仔細分析這個時間節點,就可以發現: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了61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當年總人口減少了85萬人;到了2023年,人口繼續減少,總人口減少了208萬人;到了2024年,總人口減少了139萬人。
就在這個現象發生的同時,房地產市場經歷了更為劇烈的變化。數據顯示,2022年到2024年,全國的房價平均已經跌去了30%,部分三四線城市跌幅超過了40%,和人口下降形成鮮明的同步態勢。
所以在這個時候,有人把人口下降的原因歸于高房價,恰恰是說錯了、說反了。在房價上漲的年代,中國出生率和人口都是增長的,真正的人口下降發生在2022年以后,而這個時候全國房價已經開始大幅度下跌。
這一輪的房價下跌,導致居民財富的損失超過了120萬億元到160萬億元。相比之下,我們的GDP總量才130多萬億元。這個損失對于中等收入群體影響尤其嚴重,因為房屋財產占了中國居民家庭財產的70%左右。
現在房價下跌30%到40%的城市比比皆是,讓居民家庭30%到40%的財產蒸發了。這種財富縮水效應會彌漫至整個社會,消費不斷降級,結婚率下降,生孩子愿望低迷,這跟日本社會在“失去的20年”之中所出現的問題最為相似。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這本書里指出,對于經濟停滯、老齡化等眾所周知的問題,低欲望的問題更為嚴重,而低欲望的根源就是缺乏安全感。當居民主要財富載體——房產持續縮水的時候,這種不安全感會彌漫至整個社會,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育決策。
日本學者三浦展在《下流社會》這本書里進一步闡述,說日本房價和股市崩盤以后,從一個中產社會走向了下流社會。“下流社會”這個群體不光是指收入比較低的群體,更主要的是在人生態度、欲望方面都很低,消費降級、不結婚等,這都是這個群體的普遍特征。
中國在經歷了房地產長期低迷、房價暴跌之后,整個社會財富縮水,居民家庭的消費信心和生育勇氣必然受挫,這和日本當年的經歷幾乎可以說是大同小異。
這就把事情說開了。對于一些問題的分析,不能夠拍腦袋,不能夠用一些問題去印證自己觀點的正確,就不顧事實。我們要把問題揭開,因為我們遇到的這個問題是最近這幾年,但是日本人遇到這些問題是好多年前了,他們的學者在對這些社會問題的研究上要來的比我們深,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從他們的這些論述中找到目前和我們類似的地方,這樣我們就能夠抓準要害、找準關鍵。
原來就是樓市低迷、房價下降,影響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資產安全,出現了一種面對風險的焦慮意識,這才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育決策。那么要解決中國年輕人的顧慮、阻止人口下降,關鍵是要讓房價回穩,只有穩定房地產市場,才能讓年輕人重拾對未來的憧憬。
相信國家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降低首付比例、降低房貸利息、保交付的政策,確保已售項目能夠如期交付,還有松限購的政策釋放改善性需求。這些政策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扭轉房價只跌不漲這樣一種市場預期。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年輕人對未來信心喪失的這種情緒是應當掃除的。我們國家不同于日本當年,我們國家是一個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包括城鎮化現在正在發展過程中還沒有完成,我們有幾億的農村轉移人口正在進城的過程之中,住房需求巨大,他們能提供出中國城鎮的新增住房需求。
而我們再看看中國城鎮現有居民,他們雖然已經基本實現了居住需求,但他們對改善型住房仍然有很大的需求。正因為這些因素,房價會實現止跌回穩、企穩回升,從長線來看是會上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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