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搶一個安世還不夠？馬克龍：法國的機會來了，首先從中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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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蘭主導拿下安世半導體控制權后，法國對中國關鍵產業鏈的覬覦并未止步，反而進一步升溫。

馬克龍將對華施壓視作緩解國內壓力、爭奪全球產業主導權的戰略跳板，企圖借助歐盟《反脅迫工具法案》這一極端手段，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優勢。

馬克龍的“救命稻草”

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上，馬克龍公開表態，將中法之間的經貿摩擦推向明面：“歐盟必須迅速啟動反脅迫機制，而中國應成為首個適用對象。”

這番言論背后，折射出法國作為推動半導體設備出口限制的重要推手，并不滿足于僅掌握個別企業的控制權。

2024年，在促成安世半導體關鍵股權交易時，他原以為能掐住中國功率半導體發展的咽喉，卻未曾料到此舉反而激發了中國自主研發的全面提速。

短短不到一年，國內企業成功攻克12英寸功率器件晶圓制造工藝，原本依賴安世供應的核心客戶——多家汽車制造商迅速轉向國產替代方案，導致法國相關企業在華市場份額驟降15個百分點。

這場失利不僅未讓其反思戰略誤判，反而促使馬克龍更加執著地試圖從對華博弈中挽回頹勢。

此時的法國，正深陷多重危機交織的泥沼之中。

根據2025年10月法國央行發布的報告，經濟復蘇進程已被推遲至202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是將該年度GDP增長率預測下調至0.3%，顯著低于歐元區1%的整體水平。

標致雪鐵龍陸續關閉本土三座生產基地并轉移產能至東南亞，雷諾集團因電動化轉型成本過高而頻頻擱淺項目，施耐德電氣與巴黎銀行相繼宣布裁員和財務緊縮計劃，傳統制造業的“外遷潮”使本已脆弱的就業體系承受更大沖擊。

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的數據更顯嚴峻：全國貧困率攀升至14.4%，每百人中有七人無力支付基本能源賬單，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勉強維持在109.9%，預計次年將超越意大利，躍居歐元區負債最高國。

國內政治局勢同樣動蕩不安。

勒科爾尼內閣執政僅27天便宣告解散，創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上最短政府任期紀錄。

左翼陣營強烈反對財政緊縮政策，極右翼則趁機抬高談判籌碼，執政聯盟內部裂痕加劇，馬克龍個人支持率跌破三成，高達七成民眾呼吁其提前卸任。

在此困局之下，他對華強硬姿態被賦予特殊意義——成為轉移矛盾、重塑權威的心理寄托。如同溺水者抓住一根懸藤，明知可能斷裂，仍不愿松手。

而他寄予厚望的所謂“反脅迫工具”，其誕生背景本身就充滿爭議。

歐盟“反脅迫工具”對華出鞘？

該機制最早于2021年底提出，初衷是應對美國濫用貿易霸權帶來的單邊制裁威脅，直至2023年11月經歐洲議會與理事會聯合批準，同年12月27日正式生效。

制度設計上看似嚴謹：需先認定某第三方國家實施“經濟脅迫”，隨后展開協商調解，若無果方可采取反制措施，且每一階段均須獲得成員國“有效多數”支持。

可動用的手段涵蓋廣泛，包括上調進口關稅、限制政府采購準入、凍結金融服務許可、暫停知識產權授權，甚至直接提出經濟賠償要求。

然而，自實施以來，這套機制始終處于閑置狀態，形同虛設。

2024年特朗普政府再度對歐盟鋼鋁產品加征懲罰性關稅時，法國與德國雖高調呼吁啟用該工具，最終仍選擇沉默退讓。

根本原因在于，此類行動極易引發雙向重創——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中歐之間早已形成深度嵌套的經貿網絡。2024年前，雙邊貿易總額突破8000億歐元大關，中國不僅是歐盟最大商品來源地，也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

德國汽車產業對此感受尤為深刻。

奔馳、寶馬與大眾海外銷量中，中國市場貢獻比例高達五成；僅大眾集團去年就在中國實現280億歐元營業利潤，占其全球盈利近四成。

法國自身亦無法脫離這一鏈條：波爾多地區每年對華出口紅酒占總產量18%，達能公司在華乳制品營收已超過本土市場，這些成果皆仰賴持續穩定的跨境合作。

更為現實的是，當前歐盟整體經濟尚未站穩腳跟。

能源價格雖從峰值回落，但核心通脹仍在上行，對俄制裁引發的連鎖反應遠未消化，部分成員國工業用電成本相較2021年翻番。

在此背景下貿然挑起對華經貿爭端，無異于主動澆滅本就微弱的復蘇火苗。

但馬克龍執意另辟蹊徑，心中自有盤算。

在他看來，渲染“中國脅迫論”有助于轉移公眾注意力，暫時掩蓋失業高企與增長停滯的現實；利用歐盟集體機制壓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可為法國高端制造業騰挪生存空間；倘若能在全球產業鏈“去風險化”進程中占據中間節點，本國企業或有機會替代部分中國供應商角色。

正因如此，法國頻繁在稀土資源、綠色科技等敏感領域牽頭發難。

2024年末，法方官員已在歐盟內部提議，將中國加強稀土出口管理的行為定性為“經濟脅迫行為”。

事實上，中國強化稀土管控旨在完善兩用物項管理體系，明確聲明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完全遵循國際通行規則與WTO框架下的合法權利。

面對外部質疑，中方始終保持理性克制。

中國從容應對

針對稀土供應鏈關切，中方明確表示愿與歐方開展對話磋商，保障全球產業鏈穩定運行，同時歡迎法國及歐洲企業深度參與中國的綠色低碳轉型進程。

年初中美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進一步展現了中國在外交策略上的靈活性與務實態度——并非一味對抗，而是堅持在規則框架內尋求共贏解決方案。

反觀馬克龍，顯然未能準確把握這一趨勢。

安世半導體事件的教訓猶在眼前，他卻仍幻想通過政治施壓扭轉技術落差。

一旦真正啟動“反脅迫工具”針對中國，必將招致強力回應。

屆時，法國葡萄酒、奶酪等農產品出口將首當其沖，德國整車制造業也將遭受斷鏈沖擊，整個歐盟供應鏈或將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崩塌。

更重要的是，法國面臨的深層困境，絕非打壓中國所能解決。

制造業外流源于高昂的生產成本與僵化的勞工制度，青年失業問題根植于技能錯配與結構性失衡，這些問題本質上屬于國內治理范疇。

其倡導的“未來工業”國家戰略，因黨派斗爭與預算爭議推進遲緩，與其耗費精力在布魯塞爾鼓噪對華強硬，不如集中資源推動本土產業升級，改善營商環境以吸引企業扎根。

當今世界，各國經濟高度互聯，無人能夠真正孤立自保。

德國車企依靠中國市場渡過疫情難關，中國的新能源產業也離不開歐洲的技術協作與資本投入，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遠非一紙“反脅迫工具”所能割裂。

馬克龍將其視為法國翻盤的“機遇”，或許從決策起點便已偏離正確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