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三國”小說與歷史的糾葛，這本書厘清了根本問題

“說曹操，曹操到”“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這些是我們平時再熟悉不過的口頭禪了。漢末三國，這個英雄輩出、波譎云詭的時代，以其獨有的魅力為后人提供了無數津津樂道的話題和文藝資源。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三國人物、故事，恐怕很少來自《三國志》等正統史書的記述，多的是小說、曲藝、影視的不斷加持，而這其中，又以明代誕生的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為最大。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演義》，全名是《三國志通俗演義》，包括它的前身元代話本，叫《三國志平話》，給人的感覺就是對《三國志》等正兒八經的史書的通俗改寫，因此《三國演義》的影響越大，就越容易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相當多的讀者真把小說當歷史教材來讀了。這讓清代文史大家章學誠很是惱火，認為這種“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的文字最是誤人，一般讀者可搞不清楚哪些是歷史，哪些又是虛構，統統都當作史實看，還不如《西游記》《封神演義》這種完全虛構的作品。

我們今天當然不會再用章學誠的這種史家眼光來看小說《三國演義》，但《三國演義》留給我們的“問題”卻依然不少。比如說我們今天一般能看到的一百二十回整理本《三國演義》，其實是清代毛綸毛宗崗父子的改編本，尊劉抑曹更為徹底，很多人物形象和情節設置都有改動，只不過今天出版時把這二位的“導讀意見”和“彈幕”給刪掉了。一般認為《三國演義》最早的本子，是明代嘉靖元年刊刻的，共二百四十則，作者署名是我們今天熟知的羅貫中，但關于這個“羅貫中”，我們只知道他是元明之際在杭州一帶說書場謀生的“書會才人”，也許也參與了《水滸傳》的成書，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如霧里看花一般。再比如說《三國演義》的前身《三國志平話》，以及與小說同時并行的其他三國題材文藝，如清代戲劇《鼎峙春秋》和彈詞《三國志玉璽傳》，它們的人物、情節、傾向，始終處于流變長河之中，與小說的關系若即若離，有同有異，如何才能梳理清楚？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撂地”說書場景

復旦大學許蔚老師的《〈三國演義〉通識》一開篇，便通過《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為我們厘清了三國題材的演變史，并在全書的相關論述中，時時對《三國志平話》、明本《三國演義》、毛本《三國演義》、《鼎峙春秋》、《三國志玉璽傳》等重要三國文藝作品作人物形象、故事線索、思想傾向、藝術形態等方面的對比，方便我們快速清晰、高屋建瓴地把握《三國》大旨。

《〈三國演義〉通識》

不止于此，《通識》設有專章“《三國演義》不是史書”，對我們上面提到的小說與歷史的糾葛這一根本問題致意再三，并通過重頭戲赤壁之戰中三個細節——放火燒船需不需要東風、是誰打了黃蓋的屁股、蔣干到底有沒有盜過書——的分析，將小說與歷史剝離得清清爽爽：文藝創作有自己的規律。

《三國演義》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戰爭小說，后世的影視劇改編中，戰爭場面的鋪排展示一向是重點。火攻又是《三國演義》最為突出的戰爭手段，《通識》在“戰爭描摹的藝術”一章中專設一節，分析小說中的火攻名場面。既有呂布濮陽破曹操，也有決定官渡之戰結局的火燒烏巢；既有把諸葛亮抬上神壇的兩場火攻——博望燒屯、火燒新野，更有令后世無數人唏噓的火燒赤壁。看得人淋漓暢快、大呼過癮。當然，作者依然不忘對不同版本細節差異的提醒。

博望燒屯（金協中繪）

火燒新野（金協中繪）

對于現代人來說，影像呈現相較文字，是一種更易接受的方式，產生的影響也更大。《三國演義》在現代的傳播，根據小說改編的影視劇功不可沒，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94版央視《三國演義》便是如此。近期上映的電影《三國的星空》（第一部），由易中天先生擔任編劇和監制，聚焦于漢獻帝劉協、袁紹、曹操三個人物，易先生依據的是史書《三國志》而不是小說《三國演義》，但對人物關系的探索和重置，則有著易先生自己的理解在，這未嘗不可以看作另一種形式的“三國演義”——影視在本質上還是一種文藝創作。正如許蔚在《通識》中所說：“作為讀者，我們是不是也有權利，可以像毛宗崗那樣，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刪改？”每個讀者的心中，應該都有自己的三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