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成英最大出口產業！扎堆印度，是教育合作還是商業入侵？

文︱孫玉良

當英國首相斯塔默走進印度，與莫迪總理簽署《全面經濟與貿易協定》時，人們看到的不只是貿易與投資，還有一份深藏在高等教育背后的意圖——在印度土地上開出9所英國大學分校，讓印度學生無需出國就能獲得英國學位。南安普頓大學已率先在哈里亞納邦古爾格拉姆開課，約克、阿伯丁、布里斯托、利物浦、貝爾法斯特女王、考文垂、蘭卡斯特和薩里大學也摩拳擦掌，準備在印度城市落地?？此啤氨憷?，卻暗藏商業算計。

英國教育歷經中世紀與工業革命洗禮，全球標準毋庸置疑，軟實力也無可爭議。但不得不承認，這背后承載的是殖民時代的影子，是歷史與商業利益交織的復雜符號。高等教育市場化，向海外擴張，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利益的延伸。2022年，高等教育成為英國最大的出口產業，為其經濟貢獻320億英鎊。此次在印度布局，目標明確：從高等教育市場額外獲取5000萬英鎊收入。這一算盤打得明明白白。

印度本土的現實卻讓這一切充滿張力。莫迪政府的NEP2020提出，高等教育需要國際化，讓印度成為教育領域“世界導師”。表面上，這是一條讓印度學生“世界眼光”與“本土認同”兼得的路。但事實是，公立大學資金緊張、資源稀缺，私立和外國院校入駐，必然帶來競爭壓力。高昂的學費、嚴格的入學標準和商業化運作，將把低種姓、普通民眾以及偏遠部落的學生擋在門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這種模式下，成為一紙空文。

這些英國大學的到來，并非真正的教育普及，而是高等教育市場的再分層。印方學生或許可以在本土拿到英國學位，但背后的成本與社會影響值得深思。獎學金宣傳雖亮眼，卻很可能流于形式；真正受益的群體，多是已經具備條件的精英階層。印度教育體系內部的不平衡，不僅未能改善，反而可能被進一步放大。公共資源被擠壓，公立大學被邊緣化，教育公平遭遇前所未有挑戰。

從長遠看，印度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之路，如果完全依賴外來力量，風險同樣明顯。教育的核心不在于學位的光環，而在于知識的普及與能力的培養。高等教育商業化、私有化趨勢下，印度年輕一代是否真的獲得更好的學習機會，是否能跨越社會階層壁壘，這些問題急需認真考量。政策與市場的摩擦，精英與普通學生的落差，都在這輪所謂“教育合作”中被無限放大。

英國的算盤敲得響亮，印度的決策充滿矛盾。這不是單純的教育輸出，而是一場利益驅動的布局。對于普通學生而言，高昂學費與有限入學名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對于印度高等教育體系而言，外資入駐可能意味著公共教育資源進一步被稀釋。教育合作的名義之下，是國際資本與商業邏輯的深度滲透，是教育作為商品化的隱秘呈現。

中國觀察者會注意到，這樣的布局對全球教育市場的格局也有警示意義。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文化與制度的競爭。中國在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時，需要明確戰略：如何保護本土高校的發展空間，如何在開放與合作中保持自主權，如何讓更多普通民眾真正受益，而不僅僅是為市場和精英服務。印度的例子提醒我們，教育國際化如果被商業利益主導，將與教育公平背道而馳，成為社會分層的助推器。

英國大學扎堆印度，表面是合作，實則夾雜利益。印度社會需警覺：這場教育熱潮能否真正造福普通民眾，還是會加劇教育不平等？政策制定者必須在國際合作與本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讓高等教育成為普惠而非精英的特權。市場化與全球化不能掩蓋教育的本質，那就是為每一個有志青年提供知識和機會，而不是成為商業盈利的新渠道。

印度教育的未來，是融合還是分裂？每一所英國大學的落地，都是一個考驗。它考驗印度政府的智慧，也提醒世界，教育合作背后，隱藏著經濟利益、社會公平和文化自主的復雜博弈。高等教育市場化潮水下的普通學生，將是最直觀的觀察者和承受者。中國的經驗與戰略，則可以在全球教育變局中提供參考：堅持開放與合作的同時，必須守住自主與公平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