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得到什么，以及為什么，這重要嗎？

1

假如有一天，中國的大學錄取制度發生了變化。

大學不再按分數錄取，而是改成先到先得。想象一下，招生簡章一出，家長們立刻拉著孩子連夜去各個大學門口排隊。誰排得早，誰就能進清華北大。下一年的家長，就等不及招生簡章出來了，已經早早在校門口支起帳篷。以此類推，最終很有可能出現的場景是，剛剛進大學的同學們，已經在為幾十年后的孫輩們排隊占位了。

這并非完全夸張的想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女性相對稀缺的地區，婚姻市場的競爭已經到了女孩剛出生就被訂婚的地步。最極端的例子來自澳大利亞的阿倫塔人，當兩位父親見面商定婚事的時候，并不是為了兩個嬰兒聯姻，那已經晚了；他們商量的是，男嬰將會娶女嬰的第一個女兒。如果資源分配的方式是先到先得，就一定會出現“更有早行人”的局面。

為了避免這種亂象，你提出了一種新的方式：大家不必提前排隊，而是在網上報名。等系統開放的時候，一千萬考生同時上線搶號，不論成績如何，誰的網速快、手指靈敏，誰就能搶到最好的大學。

現實的大學錄取當然不會這樣操作，因為“太早”或者“太快都難以令人滿意，那么按分數排序似乎是更合理的選擇。事實上中國的高考錄取也確實走了這條路。但在過去，由于錄取要靠紙質志愿表和人工處理，每個學生只能報很少量的學校。這樣一來，風險過大，許多學生不敢報理想的學校，只能保守選擇，甚至刻意降低志愿，以免落榜。這種策略性填報扭曲了真實的偏好，也浪費了寶貴的教育資源。

過去二十年，中國高考錄取最重要的改革，就在志愿填報機制上：從順序志愿改為平行志愿。順序志愿下，學生幾乎相當于只能選一個學校，容易出現大量的高分落榜；平行志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風險，讓更多學生敢于填報并最終錄取到理想的學校。但即便如此現行的高考錄取制度仍然存在問題。例如，一些省份仍有專業調劑，學生可能志愿填了計算機專業，卻被調劑到土木工程專業。這讓很多學生不得不繼續策略性填報，繼續扭曲自己的真實偏好。

另一個問題是“擁堵”。直到今天，高考錄取依然存在征集志愿的過程：第一輪錄不上的考生，要去填報那些未錄滿的學校。多輪操作下來，學生和學校之間反復傳遞信息，卻依然有大量考生沒有合適的學校可去。這種制度的擁堵不僅加劇了焦慮，也讓匹配效率大打折扣。

在大學機會分配這個關鍵問題上，價格并不是決定性的：最好的大學并不是學費最貴的，錄取的關鍵在于制度的設計。不同的設計，就可能導致市場出現各種各樣的失靈：太早，太快，不安全，擁堵。

這些問題，在另一個市場里我們都見過：火車票。二十年前，春運買票意味著徹夜排隊，寒風中裹著大衣，手里攥著現金，這就是“太早”。后來，互聯網買票興起，人們拼網速、拼外掛，黃牛橫行，結果是“太快”和“不安全”。直到候補購票機制出現，情況才得到改觀。乘客可以提前下單付款，一旦有人退票，系統會自動完成交易。這種改進，就是典型的市場設計：通過制度設計，哪怕是在稀缺資源的市場里，我們也可以避免混亂，讓交易更加公平、高效、安全。

2

在經濟學的經典敘事中，市場常常被描繪得近乎完美。19世紀的里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提出過“拍賣人”的假設：市場中有一位虛擬的拍賣人，他不斷調整價格，直到供給與需求自動平衡。在這種設定下，經濟學家不需要去操心資源如何分配，因為“看不見的手”會引導市場達到最優狀態。這樣的市場被稱為商品市場。但是，現實世界從未如此簡化。許多涉及生命、教育和機會的關鍵領域，不能用價格解決。腎臟買賣在法律和倫理上都被禁止，公立學校的入學不能像商品那樣拍賣，地鐵票也不能隨意漲價，大部分人的愛情和婚姻也不是明碼標價。這樣的市場，被稱為匹配市場。它們不依賴價格來分配，而是買家和賣家的一一匹配。也正因為如此，它們更容易出現失靈：要么效率低下，要么不公平，有時甚至完全失靈。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爾文·E.羅斯正是研究并解決這些問題的代表人物。他與合作者一同開創了市場設計（market design）這一新興領域，將經濟學家的角色，從抽象的理論家轉變為制度工程師。傳統經濟學往往研究價格機制的力量，而羅斯強調：市場不僅僅是價格。在現實生活中，市場的設計決定了人們能否實現愿望。一個市場的好壞，不在于它是否抽象地滿足供需平衡，而在于它能否穩定、可靠、公平地為人們創造匹配。

在這本書里，羅斯帶領我們走進市場設計的世界，展示經濟學如何真正影響日常生活。羅斯提出，市場之所以會失敗，常常不是因為人性貪婪或理性不足，而是因為市場機制存在缺陷。他在書中總結了四類典型的“受挫欲望”。

第一類是“太早”，市場提前瓦解。美國法官和法學院學生過早簽約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美國歷史上先到先得的“土地搶占潮”。第二類是“太快”，速度競爭取代了質量競爭。在金融的高頻交易市場里，贏家不再是掌握最好信息的人，而是掌握最快算法和最先進設備的人，社會因此付出巨大代價。第三類是“擁堵”，市場的溝通遲緩，匹配遲遲無法完成。紐約在公立學區招生改革前，學生和學校需要反復溝通，三輪下來仍有數萬人無學可上，制度的擁堵使整個系統陷入癱瘓。最后一類是“不安全”，即缺乏信任與保障。在缺乏契約執行保障和信譽機制的情況下，人們擔心受騙，不敢說出真實的偏好，也不敢進行誠實的交易。

這些失敗告訴我們：市場不會自動完美運作，它需要有意識的、精心的制度設計，才能保證高效與公平。

3

羅斯在2002年的著名論文《作為工程師的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as Engineer）中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經濟學的使命不僅是解釋世界，還應該回答如何設計一個能真正運行的市場。經濟學家不能只是旁觀者或批評者，而應該是制度的設計者。他們要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與政府、醫療界、教育部門合作，推動制度改革。這是經濟學走出象牙塔的一種轉向，讓它成為一門實踐科學。

那我們究竟該如何設計一個好的市場機制呢？羅斯在研究中總結了四個關鍵條件：市場需要有足夠的厚度，需要能克服擁堵，需要讓人們敢于說真話并保持安全，還需要避免提前解體。

這些條件看似抽象，但放到生活里，我們立刻就能體會它們的意義。每年填報高考志愿時，總有父母希望包辦子女的選擇。我常常開玩笑說，再過幾年，他們可能還要為孩子安排相親。相親也是一個匹配市場，而且是一個目前沒有很好市場機制設計而往往面臨失敗的市場。

我去過成都的人民公園。人山人海，父母們舉著孩子的簡歷:年齡、身高、學歷、收入、房產，一條條寫得清清楚楚。整個場景就像一個巨大的展銷會，每個人都成了貼著標簽的商品。表面上熱鬧非凡，實際上效果并不好。為什么？因為它幾乎不滿足羅斯提出的四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

首先，它缺乏真正的厚度。雖然人群熙熙攘攘，但真正能形成匹配的比例卻很低。因為婚姻從來不是簡單的“愛情買賣”。房子、車子和收入固然重要，但并不足以決定一段關系的長久。愛情的復雜性、價值觀的契合、彼此的信任和情感投入，這些都不是標簽能表達的。許多人帶著不切實際的期望來參與，市場雖然熱鬧，卻沒有產生足夠的實質性匹配。其次，它存在嚴重的擁堵。父母之間的信息交流緩慢而低效，只能靠一張紙、一句話來介紹孩子，缺乏有效的篩選和撮合機制。第三，它缺乏安全性。父母往往不敢完全說出真實情況，而是傾向于夸大或掩飾；同時，對方的條件也難以驗證，信任很難建立。最后，它還存在提前解體的問題。很多父母秉持“先下手為強”的原則，把還沒有成熟的關系過早定下來，導致后來不斷反悔或重新尋找。所以，相親市場的失敗，不在于父母或者相親主角們不努力，而在于這個市場的設計還存在問題。

在書中，羅斯詳細分享了一個成功的案例：腎臟移植。腎臟移植關乎生死，但在全球范圍內腎臟買賣都是非法的。既然價格機制完全失效，我們要如何分配這樣稀缺而寶貴的資源？在傳統的制度下病人只能等待配型合適的捐獻者。很多患者在等待中去世，這個市場幾乎處于癱瘓狀態。

羅斯與合作者提出了配對捐獻和交換鏈的制度設計。如果A的親屬愿意捐腎，卻和A配型不合，但能和B配型成功；而B的親屬又能和A 配型成功，那么兩組家庭就能組成一個循環。通過類似的循環鏈條，更多患者可以獲得救治。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移植體系已經把這種機制納入常規操作，挽救了成千上萬個生命。

為什么腎臟交換能夠成功？是因為它滿足了一個好的市場機制所需要的條件。

首先，它創造了足夠的厚度。原本，單個醫院只能撮合少量病人與捐獻者，匹配的可能性很低。而當全國范圍的患者和捐獻者都進入同一個平臺時，選擇范圍成倍擴大，大大增加了成功配對的機會。

其次，它避免了擁堵。過去，病人與醫院之間的溝通是零散的，每個移植團隊只能單獨嘗試撮合，很容易陷入反復協調卻無果的困境。新的制度通過集中收集偏好和醫學信息，由算法來尋找最佳循環，減少了冗余和低效溝通。

再次，它保證了安全性。患者和捐贈者不必擔心自己吃虧。在一個雙向甚至多向的交換鏈中，每一次手術都必須同步進行，確保所有承諾都能被履行。這種制度安排降低了背叛和違約的風險，使人們敢于真誠地參與。

最后，它避免了提前解體。在缺乏統一機制的情況下，很多醫院和患者會匆忙達成次優的配對，只因為害怕錯失機會。而在全國范圍的匹配體系中，大家可以等到更多信息被收集、更大范圍的循環被發現時再進行移植，從而實現更高質量的結果。

腎臟交換是羅斯筆下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之一。它告訴我們，即便在最極端、最敏感、最稀缺的市場里，當價格失效時，市場并非無解，關鍵在于制度如何設計，如何改進匹配機制。

4

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兩個學生正好都身處同一個匹配市場——她們剛剛提交了博士項目的申請。美國的博士錄取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絕大部分學校都遵循一個共同的規則：在發放錄取通知之后，允許學生在4月15 日之前回復，而不是要求學生在短時間內立刻決定。這個規則的意義在于，它給了學生充分的時間去等待所有申請學校的結果，在信息相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最好的選擇。這正是一個機制如何為參與者創造安全感的例子。

然而，即便是這樣一個傳統上運行順暢的市場，也會出現制度失靈的時刻。其中一位學生在2月就收到了一封信：一所她偏好但并非最理想的學校發來邀請，如果她立即承諾入讀，就會錄取她。這種要求她提前做出承諾的做法，實際上破壞了“4·15規則”是典型的市場搶跑行為。另一位學生則在4月16日收到了候補消息:一所她心儀的學校因為有學生在截止日期放棄入學資格，空出了名額，可以錄取她。然而，她還沒來得及在下課后回復郵件，這個名額就已經被學校轉給了下一位候選人。羅斯在書中介紹了這種在不同的求學、求職市場上普遍存在的問題--這種迅速失效的機會,就是“爆炸性要約”。

類似的問題，在中國的研究生保送體系中也逐漸浮現。和高考不同，保研沒有全國統一的考核和錄取時間。在激烈的生源競爭下，一些學校開始要求學生在收到錄取通知后，在極短時間內做出決定。于是便出現了學生反悔的現象：一些學生拿到預錄取資格后，因為有了更好的機會，選擇放棄。一些學校甚至公開點名所謂“不誠信學生”，引發巨大爭議。可問題的本質真的是學生不誠信嗎？并不是。根源在于，這個匹配市場搶跑、不安全，導致制度開始瓦解。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設計問題。

自2015年本書英文版出版以來，市場設計的實踐從未停滯，而是在不斷進化。羅斯把經濟學家比作工程師，他在 2024年的一次總結中說道：工程師設計的房子不是一勞永逸的建造，還需要日常的維修和維護，經濟學家設計的市場亦然。博士錄取和保研只是冰山一角，類似的挑戰在許多市場中反復出現。

以美國的經濟學博士就業市場為例，它曾經長期被認為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機制。但在信息時代，申請的邊際成本幾乎降為零，個學生往往能投出上百份申請。對于雇主而言，區分哪些申請者是真心想來、哪些只是試一試，變得異常困難。市場開始出現嚴重擁堵。為此，羅斯和同事引入了“信號機制”，讓學生在有限的次數內向少數機構表達特別偏好，從而幫助雇主識別真實意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擁堵。

然而，新問題很快又出現。近幾年，博士就業市場從集中線下面試轉向線上面試，隨之而來的卻是提前簽約、爆炸性要約不斷增加。市場再次出現了提前解體的苗頭，美國經濟學會不得不出臺新的規范來維護公平與穩定。事實證明，市場設計不是一張可以永遠適用的藍圖，而是一門需要隨著環境和技術變化不斷調整的學問。

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我們來翻譯這本書。對我們而言，這不僅是一段學術旅程，更是一種切身體驗。作為研究者，我們深知市場設計是經濟學過去半個世紀最重要的前沿之一。它不僅承接了機制設計、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等重大領域，更發展出一套與現實緊密相連的制度工程。它告訴我們，市場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可以通過制度被重塑。一個看似抽象的算法，可以真正地改變許多人的命運。這本書也能更新每一個普通讀者對“市場”的直覺。我們常常覺得，市場是“有錢就能買”的地方。但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東西錢是買不到的。健康、教育、信任、機會，這些都需要更復雜的制度安排。作為中國讀者，我們更能體會到這本書的分量。我們的社會正處在制度轉型的關鍵時期：教育改革、醫療體系改進、住房和車牌分配、互聯網平臺規則……幾乎每一個重大社會議題中，都隱藏著一個或多個“價格不能解決全部問題”的匹配市場。而這些市場，都是可以通過設計變得更好、更公平、更高效的。

這正是羅斯要傳達的核心信息：“誰能得到什么，以及為什么”并不是來自命運的一雙無形大手，而是市場機制設計的結果。

（作者系教育經濟學家）

（作者 葉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