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詐園區的“商業帝國”模式：福利來集團的罪惡閉環

在緬甸北部，一個由福利來集團構建的“犯罪王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公司化模式運作，它的“商業模式”甚至被其他犯罪集團效仿。

表面上，福利來集團是緬北的一個多元化企業，涉足酒店、房地產和娛樂業。但在這些合法生意的外衣下，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電信詐騙帝國。

他們不僅實施詐騙，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內部生態系統，從場所提供、人力供應、資金洗白到消費套現，形成一個閉環犯罪生態，其運營模式堪比一家跨國企業。

這個生態系統如此精密，以至于即使部分環節被打擊，其他部分仍能繼續運作，如同一個九頭蛇怪物——砍掉一個頭，又會生出兩個新的。

01 商業外殼：合法掩護非法的多元化布局

福利來集團深諳“大隱于市”之道。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商業版圖，他們既為非法活動提供了掩護，又建立了資金流動的合法通道。

在緬北，福利來旗下擁有多家酒店、娛樂場所和房地產項目。這些設施外觀豪華，服務齊全，看起來與正常商業機構無異。然而，在這些光鮮亮麗的表象背后，卻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們的酒店為電詐人員提供住宿和活動空間，房地產項目則為整個犯罪生態系統提供場所保障。這種模式與柬埔寨太子集團驚人相似——該集團以20億美元打造金邊太子廣場作為地標，構建了覆蓋30國的商業網絡，背后卻是運營強迫勞動詐騙營地的犯罪首領。

更令人擔憂的是，福利來集團還涉足擔保行業，為電詐園區輸送人力。就像在柬埔寨的詐騙園區，犯罪分子通過“高薪招聘”誘騙全球求職者，沒收護照后實施酷刑管控。這種“人力供應”系統確保了電詐園區有源源不斷的“員工”。

02 精密分工：電詐產業鏈的公司化運營

走進福利來集團旗下的電詐園區，你會看到一幅高度組織化的工作場景——成排的年輕人坐在電腦前，忙碌地操作著大量手機和社交賬號，仿佛一家普通的客服中心。

這種公司化運營模式在浙江金華“12·30”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案中可見一斑。該犯罪集團以小組為單位，實行公司化運營，組織內部自下而上為業務員、組長、團隊經理、團隊總監、團隊長、團隊老板、大老板，逐級管理，組織嚴密。

在這樣一個體系中，每個人的角色都被精細劃分：

- “業務員”：使用統一發放的手機和微信號，進行“炒群”操作——把預設話術復制粘貼到聊天群中，扮演不同角色烘托群內氣氛

- “講師”：每天在直播間聊大盤、聊走勢，預測股票漲停，通過專業知識獲取客戶信任

- “技術團隊”：負責開發和維護虛假投資平臺App

- “洗錢團隊”：負責將騙來的資金轉移和洗白

這種專業化分工使電詐效率大幅提升。在金華案件中，僅“葛某團隊”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就詐騙1.4億元，受害者達500余人。

03 洗錢機制：黑錢變白的完整流水線

詐騙得來的贓款如何變成合法收入？福利來集團建立了一套高效的資金洗白系統，通過名下各類產業完成這一過程。

他們的賭場充當了最初的資金混合池。非法資金與賭場的合法收入混合后，來源就變得模糊不清。隨后，這些錢被投入房地產和娛樂產業，進行二次清洗。

近年來，虛擬貨幣已成為犯罪集團洗錢的重要工具。2025年貴州白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四名被告人通過購買USDT幣的方式轉移詐騙資金。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釋，已明確將通過“虛擬貨幣”交易方式轉移、轉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列為洗錢方式之一。

更專業的犯罪集團甚至建立了更復雜的洗錢體系。柬埔寨太子集團將詐騙贓款轉化為12.7萬枚比特幣，構建了三層清洗流水線：贓款歸集、技術拆分、合法包裝。他們通過“噴灑”技術將大額資金拆分成數千筆小額，分散至多個獨立地址，再用“漏斗”模式重新歸集到核心錢包，以此切斷資金溯源鏈條。

04 人力管理：犯罪產業鏈的“人力資源系統”

福利來集團甚至建立了一套堪比正規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他們對不同人員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對于低層級的“業務員”，往往采取強制手段，沒收護照，限制自由，并在園區門口安排武裝人員值守。

對于高級人才，則提供豐厚的回報。在電詐集團中，“講師”的地位非同小可，非法所得往往是普通業務員的數倍甚至數十倍。這是因為他們的“業務水平”直接決定著平臺對那些潛在受害者的吸引力。

這種“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不僅應用于電詐業務本身，還形成了跨區域犯罪協作。在柬埔寨的詐騙園區，犯罪集團從中國大陸、臺灣、馬來西亞等地招募IT人員、詐騙話務員和洗錢人員，形成了跨國犯罪網絡。

05 應對挑戰：打擊公司化電詐的困境

面對福利來集團這種公司化運營的電詐集團，執法行動面臨多重挑戰。

跨境協作難題：電詐集團往往利用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的法律差異和信息壁壘逃避打擊。即使在一國被打擊，他們可以迅速轉移到其他國家。

資金追蹤困難：虛擬貨幣等新型洗錢方式的出現，使資金追蹤變得更加困難。北京檢方發布的《北京市檢察機關金融檢察白皮書(2024—2025)》顯示，洗錢犯罪加速向數字支付、證券交易、虛擬貨幣等新業態、新領域滲透。

法律適應滯后：犯罪技術的迭代速度遠遠超過法律更新速度。例如，在臺灣一起高達104億元新臺幣的虛擬幣洗錢案中，嫌犯邱姓男子辯護稱：“我沒騙人，我只是換幣?！边@種犯罪產業鏈的高度分工，對現有法律體系提出了新挑戰。

然而，執法機構也在不斷調整策略。在打擊柬埔寨太子集團的過程中，美國沒收了12.7萬枚比特幣（價值150億美元），創下史上最大加密貨幣沒收紀錄。同時，多國執法機構通過埃格蒙特集團實現30國數據共享，473次跨境協查構建完整證據鏈。

從緬甸的福利來集團到柬埔寨的太子集團，這些電詐園區已不再是傳統的犯罪團伙，而是高度組織化、專業化的犯罪企業。

它們有著堪比上市公司的組織結構、分工邏輯和盈利模式，卻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約束。

當我們審視這個閉環時，最令人不安的或許是：如果犯罪已進化到如此精密的程度，我們的打擊手段是否跟上了它的步伐？

或許，答案不在于一次又一次地斬斷它的觸手，而在于摧毀它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那個讓犯罪成為“商業”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