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前總統被捕后反擊，硬剛國際法院，拒認禁毒罪要求無罪釋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80歲的菲律賓前領導人杜特爾特再度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當地時間10月29日，他正式針對國際刑事法院此前裁定“具備管轄權”的決定提起上訴，明確要求撤銷該裁決并實現無條件釋放。

與此同時，其法律團隊同步遞交了暫停審理的動議，主張杜特爾特因年事已高，出現顯著認知功能衰退，健康狀況已無法支撐其有效參與司法程序。

這場自2025年3月延續至今的法律拉鋸戰為何在此刻進一步激化？這位以強硬手段整治毒品問題著稱的政治人物，面對國際司法機構時所依仗的立場與資源究竟來自何處？

事件的開端可追溯至七個月前，2025年3月11日，杜特爾特從海外返回馬尼拉尼諾·阿基諾國際機場時，被菲律賓執法部門依據國際刑事法院簽發的拘捕令當場控制。

盡管當時神情鎮定，但他立即向現場警員提出質疑，要求出示具有國內法效力的逮捕依據，并強調自身行動自由不應被隨意剝奪。

兩天后，他被押送至荷蘭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總部所在地，成為歷史上首位遭該機構起訴的亞洲前任國家元首。從被捕到羈押期間，杜特爾特始終未表現出妥協姿態，而此次上訴正是其持續抗爭的關鍵一環。

在提交的上訴文件中，辯護方堅決否認國際刑事法院對本案擁有合法管轄權，指出菲律賓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已于數年前退出《羅馬規約》，理應不再受該法院司法權限制。

這一論點并非臨時構建，早在今年3月被捕當日，其前行政部長便已代表陣營向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提出異議，核心爭議集中于“退約時間”與“調查啟動時間”的交叉認定問題。

菲律賓于2019年3月17日正式完成退出《羅馬規約》的法律程序，但國際刑事法院早在2018年2月已對杜特爾特任內的“禁毒戰爭”展開初步審查，由此形成時間上的重疊區間。

國際刑事法院援引《羅馬規約》中的“退約不溯及既往”原則作為裁決基礎。這項2002年生效的國際條約旨在懲治種族滅絕罪、反人類罪等嚴重危害國際秩序的犯罪行為。

其立法宗旨在于確保“最嚴重的國際罪行不會因國家缺席而逃脫追責”。法院據此認定，對于2011年至2019年間涉嫌發生的系統性暴力行為，仍保有持續管轄權，這也直接構成了杜特爾特當前上訴的核心障礙。

整起案件的根源，正是杜特爾特在2016至2022年總統任期內發起的大規模掃毒行動。作為曾將混亂不堪的達沃市轉變為治安模范城市的鐵腕領袖，他上臺后迅速將打擊毒品列為執政首要任務。

然而這場運動的實際執行遠超常規執法范疇。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2025年9月發布的報告，在禁毒政策實施最初的三個月內，已有約850人遭致命武力清除，其中最近六個星期內死亡人數高達650人。

菲律賓國家警察總局的數據亦顯示，一周之內超過500人在所謂“交火”中喪生，近八千人被拘捕。這些觸目驚心的統計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其構成反人類罪的廣泛指控，也為今日的跨國追訴提供了事實依據。

除質疑管轄權外，杜特爾特陣營還打出“健康豁免”牌。其代理律師考夫曼對外透露，現年八十歲的杜特爾特身體急劇衰弱，體重驟降、形銷骨立，且伴有記憶力減退與思維遲滯等神經認知障礙，難以理解復雜訴訟流程。

辯方提交的醫療記錄表明，他已脫離公眾視野逾半年，部分時段甚至無法獨立站立。不過，這一說法此前已被國際刑事法院謹慎看待。10月初，法院以“所提供的醫學證據不足為憑”為由拒絕其保釋請求，并指出其仍保有深厚政治聯系，尤其是與現任副總統之女莎拉保持密切關系，存在潛在逃逸風險。

目前，法院已委派獨立醫學專家組進行二次評估，結果預計于11月中旬公布。該結論將成為是否中止審判的關鍵依據。有法律觀察人士分析認為，從現行國際法框架看，挑戰管轄權成功的可能性較小，此舉更可能意在延緩審判進程。

此案在菲律賓國內引發劇烈分歧。支持者堅信“禁毒戰爭”極大壓縮了毒品流通空間，挽救了無數家庭，是必要且正當的國家治理手段，國際干預實屬越權干涉內政。

在國際刑事法院駁回保釋申請后，不少菲律賓民眾在網絡上抨擊判決為“政治操弄”，更有民間團體自發組織集會聲援杜特爾特。反對者則聯合多個國際人權組織發布調查報告，列舉多起未經審判即遭處決的具體案例，強調此類行為嚴重踐踏基本人權，必須接受司法清算。

菲律賓現任政府的態度則顯得極為審慎。早在2021年6月，時任總統發言人哈里·洛克就曾公開表示，國際刑事法院不具備對本國事務開展調查的權力，菲律賓司法體系健全，有能力自主處理相關案件。

盡管當前政府未明確拒絕配合引渡或信息共享，但總統府僅回應稱“將依法妥善應對”，始終避免作出實質性表態。這種模糊策略背后，實則是試圖在維護國內民意穩定與順應國際人權規范之間尋求微妙平衡，既要顧及杜特爾特龐大選民基礎的情緒，又不愿徹底背離全球法治共識。

這起案件的意義早已超出個體追責范疇。人權律師康蒂指出，一旦管轄權得以確立，后續可能牽連更多曾深度參與掃毒行動的高層官員，包括曾主導執法部署的參議員及其他安全部門負責人，未來或將陸續發出新的拘捕令。

這意味著案件的影響將深入菲律賓權力結構內部，甚至可能重塑政壇勢力格局。同時，它也成為檢驗國際法執行力與國家主權邊界之間張力的經典判例：倘若杜特爾特上訴失敗，將鞏固國際刑事法院對退出成員國過往行為的追溯權威；若其成功脫責，則可能削弱該法院在全球范圍內的威懾力與實踐效能。

從3月被捕時當庭質問執法依據，到10月正式提出上訴，杜特爾特始終堅持對抗到底的立場。即將到來的11月中旬醫學評估結果，將成為整個司法進程的重要分水嶺，不僅關乎審判能否繼續推進，也將直接影響國際刑事法院的公信力建設與國際司法體系的實際運作邊界。

無論最終結局如何，這場交織著法律、政治與倫理沖突的較量已然留下深遠印記。它既揭示了公共安全治理與人權保障之間的現實張力，也讓國家主權與跨國司法干預的界限問題再次被推至全球輿論的中心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