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福建高僧因身份不明被查，無奈坦言：我已為革命犧牲一次

1950年秋，江西興國新建成的烈士陵園里，“楊道明”三字剛剛被鐫刻上去，墨跡未干，學生隊伍舉手敬禮，鄉親默默垂淚。名單被反復核對，烈士生平寫得鏗鏘：1935年陣亡，職務——閩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那天，誰也想不到，墓碑里的名字十六年后會在福建山寺里“復活”。

1966年7月，閩侯到永泰的公路塵土飛揚，一輛吉普車直奔闇亭寺。車里三名干部拿著一份急件，上寫八個字：“磐揚身份，可疑調查”。有人低聲嘀咕：“一個苦行僧還能翻出什么浪？”話沒落地，司機一腳油門，車已經拐上山道。

闇亭寺外，竹影搖動。磐揚法師盤坐石階，敲著木魚，神色安寧。帶隊干部亮出公函，開門見山：“有人檢舉你可能是潛伏特務，請配合核查。”圍觀香客竊竊私語，氣氛一下繃緊。老人輕輕合掌，只說一句：“我已為革命犧牲一次，還能犧牲第二次么？”確鑿字眼，讓人心驚。短暫沉默后，調查組決定暫緩帶走，當場立卷走訪。

信件很快飛往江西。興國縣荷溪公社女社員楊德招收到父親親筆的“平安”信時，差點失聲。她從小被告知“父親壯烈犧牲”，紀念碑上還有名字，如今卻說活在福建做和尚，這像極了戲臺翻本。生產隊長以為她受了刺激，把她叫到倉庫，說：“先冷靜，隊里給你作主。”楊德招只回了一句：“我信，那是我父親的字。”

檔案堆里翻出了早已泛黃的蘇區文件。1931年，楊道明加入共產黨，次年任興國縣蘇維埃主席，24歲。立場堅定，才氣縱橫，他主持土改、整頓財政，被上級譽為“贛南筆桿子”。然而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主力長征，閩贛邊游擊隊陷孤島。1935年紫山突圍前夜，上級聯絡員叛變，大批機關干部被包圍。戰報寫得分明：“省蘇主席楊道明當場中彈殉國。”此后，中央、蘇區、地方口徑全部統一——“楊道明烈士”。

事實并非如此。突圍那夜，楊道明率五名警衛鉆入深溝，靠山民遞送地瓜、涼水堅持三日才脫險。外圍封鎖嚴密，任何求證都會連累村民，他索性與部下散伙，改名換姓。路過永泰，被荒廢古寺里的三聲晨鐘觸動，他說：“就留這吧。”剃度那天，法號“磐揚”，寓意“磐石不移”。

和尚的日子淡到塵埃。挑水、種菜、念經，年復一年。1945年他被保安團抓進縣獄，拷打一通，終以“證據不足”放出，卻落下舊傷，咳血不止。新中國建立，他照舊種豆鋤草，從未主動聯系舊組織。有人問原因，他笑而不答，只在夜深咳血時，會對著油燈喃喃：“能活，已是幸事。”

調查組花了半個月比對字跡、照片、同年參軍檔案，結論水落石出：磐揚就是當年的楊道明。省里隨即摘掉“嫌疑”帽子，還擬給他恢復干部級別。縣委書記親自上山：“國家需要您，回來吧！”老人搖頭：“戰友多數已不在，我是多活的那一個，就讓我守這片山。”

有意思的是，他拒絕公職，但并不拒絕社會事務。1979年，他當選永泰縣佛協籌委會主任，又被推為縣政協委員。有干部調侃：“您這官總算還是當了。”磐揚笑：“做事而已，官名子虛。”他號召寺僧走出山門，送藥下鄉、義務修橋，還親自寫信籌資修繕闇亭寺。一次縣里統計，他個人籌得善款一萬六千元，那可是上百噸稻谷的價值。

經歷血與火，老人對名利極淡，卻對誠信極嚴。寺里賬本一頁不缺，誰來捐多少、用到哪處，分毫必記。他常說：“無論革命、信仰，都是對百姓守信用。”這句話被僧眾寫在木牌上，掛于齋堂。

1989年臘月初，老人示寂。遺囑簡短：“黃紙三張，柴火一擔，送我下山即可。”靈堂沒有法事鼓樂，香客自發排了幾里長隊。縣里派車護送，一路山風嗚咽。小鎮老人對孩子們說：“他當過主席，也當過和尚，可他一直是好人。”

檔案館后來把他歸類為“特殊烈士”，碑名未改，只在備注加了一行小字：“1966年后確認猶在”。訪客常站在碑前指著那行字發問，講解員笑答：“烈士未必都在地下，有人活著，卻早把生死交給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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