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陳賡和廖承志被捕，還沒審寥就主動招供，這是怎么回事？

1933年3月28日傍晚，上海法租界霞光尚未褪盡，霞飛路一棟老舊公寓卻被幾十名全副武裝的法國巡捕團團圍住。樓里正在開會的陳賡、廖承志等人還來不及收拾桌上的文件，便聽到樓道里密集的腳步聲——短促而急切。門板被撞開的瞬間，破舊燈泡搖晃不止，陳賡皺眉低聲道：“遇上特科了，沉住氣。”回應他的是手銬碰撞鐵門的脆響。

陳賡的名字在上海地下斗爭圈子里分量十足，巡捕房當然認識；但讓他們更為興奮的，是那位出身顯赫、馳名學運的廖承志。半年前法租界警務處搜羅的“重點嫌疑人”名單里，他排在前列，只因一直沒抓到，雷霆手段遲遲未用。沒想到這天自投羅網，警長當場冷嘲一句：“好戲開場嘍。”

陳、廖兩人被分別押往霞飛路巡捕房。陳賡一路沉默，神情泰然；廖承志心底卻在飛速盤算。到達看守所，他們被塞進緊挨的兩間牢室，鐵柵之間能相互看見。幾分鐘前還在傳達室搜身時搜出的一張紙片，被廖承志悄悄捏碎。他轉頭與陳賡目光相觸，彼此都讀出同一個判斷——內部出了叛徒。

廖承志并非初入囹圄。自1927年“清黨”血雨開始，他在東京、神戶、柏林、香港、廣州先后七進牢門，“半次”則是被秘密關押不成文在案。每一次脫身，他都要向黨組織報告關押細節，以推斷敵情弱點。這次不同之處在于：巡捕房刻意安置他在單間，既不上刑也不提審，只輪番說服，“脫離共產黨，保你安然無恙”。幾句威脅、幾句利誘，一張脫黨聲明紙推到柵欄口。

廖承志閉目靜坐，表面鎮定，背心早已濕透。他十分清楚，母親何香凝、與家中來往密切的宋慶齡，都在租界區活動；若敵人大做文章，他的家人與黨的交通線都會暴露。深夜過后，他忽而主動敲擊鐵欄呼喚看守，表示愿意交代問題。看守興奮不已，立刻把他帶到審訊室。

“名單我可以寫，”廖承志說，“但我要當面指認一位隱藏頗深的聯絡員。”短短一句話點燃了巡捕的貪功心理。審訊官猶豫片刻，決定帶他“取證”。凌晨兩點，一輛警車駛離巡捕房。廖承志把帽檐壓得極低，連報了幾個毫不起眼的弄堂名，“路窄、人雜，別開警燈免得打草驚蛇。”車燈偶爾晃過青石路面，凸起的井蓋顛得人直晃。

拐過西藏路小巷時，他讓警車停下，稱前方院落就是目標。巡捕派兩人遠遠盯著，其余人把他押向那扇木門。他用指關節輕叩門板，兩聲急三聲緩，是黨內臨時約定的危險暗號。門內傳來微帶沙啞的女聲：“誰？”他用粵語低喊：“娘，是我。”門縫一開，他以極快語速說出一句暗示：“我被捕，內有叛徒，速報宋女士。”話音剛落，巡捕已上前夾住他肩膀，把門關死。門后站著的正是何香凝，她只來得及看見兒子被拖走的背影。

第二天上午，上海社交圈炸開了鍋。何香凝先找宋慶齡，再聯絡柳亞子，隨后擠進市長吳鐵城家中質問。吳本人對何、宋兩家向來忌憚，得知宋子文也透出“不宜激化”的暗示，只得松口保釋廖承志，理由寫得冠冕堂皇——“審查無實據”。4月2日，廖承志重見天日。

出獄后僅隔一刻鐘，宋慶齡推門而入，直截了當地說：“寫出叛徒姓名，馬上。”廖承志拿起鉛筆，在信紙上列出十幾行，寥寥數字，卻個個要害。“都在這里。”他把紙折好塞進香煙盒遞過去。宋慶齡未作寒暄，攜盒離開，幾小時后名單通過秘密電報傳到中央特科。

與此同時，陳賡仍在巡捕房。他收到縫在衣領里的半截火柴盒，上面用極細的鉛筆刻了一句話：“守口如瓶，明夜可釋。”這是外線同志的暗號。果然，4月3日夜，市警務處突然通知法租界：陳賡持法國居留手續，屬軍事顧問身份，扣押不合規。幾紙公文來回交涉，他也被轉送出境，實為營救小組的一次高難度斡旋。

事情表面看去，廖承志似乎“未審先招”。可拆開脈絡：第一，他故意順勢“帶路”，實為向母親遞警訊；第二，他假意寫名單，騙取時間；第三，宋慶齡與左翼律師團同步發力，利用租界、國民黨高層裂痕迫使當局讓步；第四，叛徒名單第一時間送達中央，隨后上海地下黨連夜調整交通點，對被出賣的據點進行清場，避免更大損失。

后續調查證實，那份叛變者名單與廖承志所列大體吻合，上海、南京等地共清除十余名潛伏特務。此事成為當時隱蔽戰線的生動一課：面對審訊，不是一味沉默才叫堅強；在復雜環境中保存實力、反制敵人，靈活機動才是最高價值。廖承志“主動招供”的戲法，實則一場險中取勝的情報戰。

陳賡回到蘇區后談及此事，仍感意外，他笑著說：“原以為廖公子身世顯赫，卻也敢在法租界兜一圈兜住全局。”一句調侃，側面說明當時那場“審而未審”的較量有多驚險。廖承志本人則淡淡回應：“那天若不冒一次險，上海可能天翻地覆。”言語平緩，卻包含了那一代革命者對生死勝負的冷靜估算。

戰爭年代的短兵相接不止在戰壕。一次筆墨間的“招供”，一次門口的暗號，就可能挽救一座城市的地下線，也可能決定幾百名同志的生死。1933年春天的上海，把這一切寫得冷峻而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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