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吳國楨在美國去世，留有2大遺憾，一個和鄧公有關

“1983年仲秋，你陪我回趟上海，好嗎？”病床上的吳國楨側過頭，小聲征求夫人的意見。那一年，他已80歲，白發稀疏，卻仍惦記著黃浦江邊的晨霧與梧桐。回鄉的念頭，像一封遲遲未寄出的信，一直壓在他的枕邊。

他自認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可心中偏偏有兩樁事始終放不下：一樁同包玉剛相關，一樁指向遠在北京的鄧公。第二年六月，突如其來的病變擊垮了身體，這兩樁未酬心愿由此定格為遺憾。要弄清其中原委，得把時間撥回到更早。

1903年冬，他出生于鄂西山城建始的書香之家。家境不算富裕，但祖父堅持“再窮不能窮教育”，省吃儉用，供他讀書。十歲那年，他來到天津南開中學，第一次見到比自己年長一歲的周恩來。兩個少年都熱衷演講，一場校內辯論賽讓彼此相識。吳國楨口齒清晰，周恩來思路縝密，臺下的掌聲讓他們在走廊里攀談良久。沒過多久，兩人互贈照片，結為異姓兄弟。

短暫的同窗后是分道揚鑣。周恩來赴日本，吳國楨考入清華，在四季如畫的燕園里完成本科，又遠渡大洋求學五年，拿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博士論文談自由主義與東方禮制，他自嘲：“寫得滿紙西風東韻，未必有多少人看得懂。”

1926年初春，吳國楨回到上海，在光華大學教倫理學。恰在此時，他結識了政壇前輩張群。張群一句“年輕人，讀書人也需入世”，把他拉進國民黨政壇。蔣介石對高學歷干部頗為看重，吳國楨被選作私人秘書。秘書的差事瑣碎，但他擅長用數據說話，很快就得到賞識。

他的仕途隨后進入“快進模式”。29歲出任漢口市市長；不久，重慶成為戰時陪都，他臨危受命趕赴山城；抗戰結束，他調職上海。在黃浦江兩岸，他設立工人保障基金、整頓私營銀行，聲譽迅速攀升。民間有句俚語：“吳市長脾氣急，辦事卻不拖泥。”

1948年圣誕節，北平寒風凜冽，解放區廣播公布國民黨戰犯名單。顏惠慶瀏覽名單，看到吳國楨名列24，下意識皺眉。隨后在西柏坡，他找毛澤東反映：“此人素來廉潔，何必列為戰犯？”毛澤東并未正面辯解，只笑著答：“真心為民，隨時歡迎；就像傅作義，早晚還是到這邊來。”他又叮囑顏惠慶轉話給吳：“待在上海，百姓買賬，就讓他干到底。”這番話傳出后，上海政商圈議論紛紛：“或許真有轉圜余地。”

然而戰局瞬息萬變，吳國楨沒等到勸降使者。淞滬前線崩潰，他被迫隨蔣介石撤離，終究與“留在上海”擦肩而過。周恩來半開玩笑地嘆道：“要是老吳當時沒走，該有多好！”言語里透著惋惜。

抵臺初期，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這在當時是炙手可熱的職位。他推行土地改革試點，力邀經濟學家提出“耕者有其田”草案；他還注意平抑米價，想給戰后凋敝的島嶼一點喘息。然而，國民黨內部山頭林立。幾條政令觸動了既得利益，一場暗流開始醞釀。

1953年，臺灣當局內部整肅氣氛驟起，吳國楨被指“思想可疑”，接連受到冷遇。蔣介石默許政敵給他穿“小鞋”。在個人榮辱與家人安全之間，他最終選擇掛印而去。翌年，他的所有職務被撤銷，黨籍也被注銷。登機前，他僅向幾位老部下揮手：“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隨即黯然離臺。

美國的新生活看似平靜，卻并不輕松。為謀生，他在紐約州立大學講授亞洲政治，每周三節課，間或做華人社區義工。八十年代初，中美關系趨于緩和。老同學杜建時給他寫信：“祖國巨變，你不回來看看？”那封信像火星落進心湖。吳國楨立即回信，并附上一篇萬言短論，盛贊改革開放的魄力：“鄧先生旋轉乾坤，見到也做得到。”文字鋒芒仍在。

鄧穎超讀完此信，動情地說：“老同學熱忱不減。”隨即轉交給廖承志。不久，吳國楨夫婦收到正式邀請函，內容簡潔：歡迎回國探親訪友，時間自己定。那一夜，他坐在書房，反復端詳信紙，像年輕時拿到錄取通知。

就在籌辦歸程的同時，他還惦念一件小事——為包玉剛傳記寫序。包玉剛當年是他在上海市政府公開招募的年輕顧問，后來成了“世界船王”。吳國楨認為這是自己眼光的“最佳注腳”。作家江南在美國旅游，愿意執筆。他們幾次討論提綱，都提到上海外灘的燈火。可惜，江南遇刺身亡，稿件擱淺，序言自然無從下筆。

于是，第一樁遺憾誕生：再也沒有機會替舊部勾勒宏圖。

更大的遺憾來自未能踏上國門。1984年6月6日凌晨，位于加州的醫院突然拉響警報。醫生趕到時，吳國楨已陷入昏迷，病因是主動脈夾層破裂。手術緊急進行六小時，終告回天乏術。護工整理遺物時，發現他的床頭柜里放著一本鄧小平文選，上面貼著回國機票行程表。

鄧穎超得訊后，輕嘆一句：“終究沒趕上。”幾天后，她托人帶去花圈，并寫下八個字——“情念故土，夙愿未償”。能在天安門留名的人物，對昔日政壇對手如此評價，并不多見。

吳國楨逝世后，學界對他的評議大多圍繞三個詞：清廉、能干、倔強。清廉無需贅述，他在重慶整頓碼頭收稅，明碼標價；能干體現在上海市長任上，對棉紡外貿做過一次大膽匯率調整，幫政府多收數億元“救命錢”；至于倔強，體現在臺灣時期與高層頂撞，也體現在辭職遠走的決絕。優缺點交織，構成一個復雜的政界人物。

假如當年他留在上海？假如臺灣內部沒有那場整肅？歷史沒有回頭鍵，但對研究者而言，這些假設仍具啟發意義。一個既得蔣介石賞識又獲毛澤東、周恩來好評的人，本身就說明了專業行政人才的普適價值。那種以技術治理為核心、淡化個人派系的思路，在任何政權里都是稀缺品。

晚年漂泊美國，他仍關心大陸改革，甚至預測二十一世紀將是“中、美、日三國鼎力”。這種大歷史視野與政務細節相結合，確實罕見。他沒能親眼見到后來的高速增長，也沒能在外灘重溫當年馬達聲浪，這或許就是命運給出的最后注腳。

然而，遺憾并未遮蔽其功過。學者整理其遺稿，發現他在疾病最痛苦的時刻仍堅持筆耕，最后一段手稿停在一句：“國家興亡，人才是根本。”字跡潦草，卻寫得極重。

人在暮年，往往用遺憾丈量此生。吳國楨的兩樁遺憾，都與“人”有關：一個是賞識過的人才，一個是尊敬的領導。或許，也正是這份對“人”的念想，使他在跌宕政途和流離海外之間，依舊保持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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