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有的罪犯被人們同情？孫玉良：用制度減少犯罪才是社會進步

文｜孫玉良

凡是罪犯都是“罪大惡極”，不值得同情與悲憫嗎？關于如何對待犯罪與罪犯，社會始終存在著深刻的討論。當罪惡發生時，公眾的憤怒往往指向犯罪個體，要求嚴懲不貸。然而，上海開放大學教授、文化學者鮑鵬山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許多犯罪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懲罰個體來實現正義，更應追根溯源研究犯罪的原因，去推動社會現狀的改變與制度缺陷的彌補。鮑鵬山的觀點指出了一個關鍵命題：對個體命運的悲憫，最終必須轉化為對制度完善的執著。用制度性力量系統性減少犯罪，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推動社會進步。

對某些罪犯的悲憫與理解，并非為罪行開脫，也非對罪惡行為的姑息與原諒，更不是廉價的同情，而是通過一種理性的、深層次的追問，探尋犯罪根源。一個人，是如何從守法良民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淵的？是天生邪惡還是后天環境的擠壓？許多犯罪，尤其是財產性、暴力型犯罪，背后往往潛藏著貧困的折磨、教育的缺失、社會不公的挫敗感、階層固化的絕望，或是心理健康支持體系的缺位。一個在健全制度、溫暖環境中成長的人，與一個在破碎家庭、匱乏資源和暴力環境中掙扎的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有著天壤之別。理解這些社會性、制度性的“病因”，并非為罪犯卸責，而是為了更精準地診斷社會肌體本身的病癥。這種悲憫，是對所有被社會結構性缺陷所傷害的個體——包括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一種人道主義關懷。

的確，從個體懲罰到制度療愈，這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必然轉向。如果將犯罪簡單歸因于個人品德的敗壞，并認為嚴刑峻法足以解決一切，那么社會將永遠陷入“犯罪－懲罰－再犯罪”的循環。一個成熟、進步的社會，其治理智慧應體現在從熱衷于事后懲戒，轉向致力于事前預防。而對罪犯個體的悲憫與理解，正是這一轉向的起點。當我們理解一個青年因缺乏就業機會和技能培訓而參與盜竊，社會要做的就不僅是把他關進監獄，更要反思如何創造更公平的就業環境、提供更有效的職業教育。當我們看到一個悲劇源于長期的心理健康問題被忽視，我們就應大力構建覆蓋全民的社會心理支持和干預體系。

有一個鮮明的例子被社會廣泛關注，這就是有名的張扣扣案。張扣扣雖然被處死刑，但他在許多人心目中卻是“英雄”，這不很值得人們深思嗎？還有“前腐后繼”的貪官污吏，難道只是個人品德問題？不能這么說吧。因此，我們要在制度層面上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犯罪，將“療愈”社會的視角轉向制度層面，將資源更多地投入到強化社會保障網，消除極端貧困，保障基本民生；促進教育公平與人格培養，讓每個孩子都有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機會；捍衛司法公正與社會公平，讓每個人在制度中感受到被尊重和正義的存在；完善犯罪矯正與回歸社會機制，降低再犯罪率，以及如何糾正腐朽的封建官場文化，讓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真正地落實于公務員隊伍中。

所有的這些，不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社會治理層面的具體實踐嗎？一個“公正”的社會，意味著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催生犯罪的不公；一個“法治”的社會，其法律不僅用于懲戒，更應該用于構建公平公正的秩序和社會保障權利。

用悲憫之心，鑄就制度之善。面對犯罪分子，我們不能只局限于憤怒與打擊，而需要懷著悲憫之心去探索犯罪背后的復雜成因，并在找到原因后將其升華為一種強大的集體行動力，去修補制度的漏洞，去改善社會的土壤。構建法治社會的最終目標，不是創造一個沒有懲罰的世界，而是致力于建設一個犯罪率因制度完善而持續降低的社會。這需要執政者秉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需要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具備深刻的洞察力與堅定的決心，將對個體命運的關懷，熔鑄于更堅固、更公平的制度堡壘之中。只有這樣的思考，才是對社會進步最有力的詮釋，也是對人民福祉最長久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