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志摩的“血海論”。
1925年,徐志摩赴蘇聯考察,雖然只短暫停留了三天,但通過觀察蘇聯社會氛圍,提出了“血海論”:
“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此段敘述載于其《自剖文集·游俄輯第三》之《歐游漫錄》中。徐志摩認為蘇聯為實現理想天堂,需以流血和犧牲為代價,但質疑這種“血海”方式是否真正符合人類福祉。
徐志摩早年受羅素影響,曾支持社會主義,但蘇聯之行后,他受羅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批判影響,認識到蘇聯的“斗爭哲學”與文化壓迫,最終與蘇聯決裂。
后續蘇聯通過大清洗、集體化等手段推進革命,印證了徐志摩對“血海”的預言,但其本質是否實現“天堂”仍存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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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適的“面包論”
1948年底,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胡適提出了“面包論”:
他認為,在美國人們既有自由又有面包,而在蘇聯雖然有面包卻沒有自由。他的這一論點反映了對不同社會制度的批判,認為自由與物質生活是人類追求的基本需求。
胡適因此選擇南下,拒絕擔任北大校長,后在臺灣和美國繼續學術生涯。其言論被批“脫離群眾”,但客觀反映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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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錢穆的“渡江論”
1949年,解放軍渡江前發布公告,錢穆面對親友勸留,提出了“渡江論”:
“君看渡江公告,有無大度包容氣象?”
他通過分析公告文本,作出預判,選擇南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
錢穆離開之前,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邀請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絕。之后他又去鄉間邀請熊十力,對方也無意離開。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沒有得到回復,他又到中山大學見楊樹達,楊樹達也無意離開,最后只得獨自離開。
錢穆的抉擇使其避過政治運動,而留下的弟弟因堅持“大度包容”之說,最終在“拔白旗”運動中被焚毀著作,郁郁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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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愛玲的“旗袍論”
1950年上海文代會上,張愛玲身著旗袍參會,遭丁玲批評“不與群眾統一”。會后,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首長夏衍找她談心,說“今后還是變一變裝束吧,你穿中山裝或列寧裝也許會更好看”。
1952年,張愛玲對弟弟提出了“旗袍論”:
“連旗袍都不準穿,暴風雨就要來了。”
旗袍成為她對個人自由與文化認同的象征。張愛玲于1952年赴港,后赴美。其選擇避開了歷次政治運動,而同期留下的作家多遭迫害,印證了她對社會變革的敏銳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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