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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內活躍著一批“西方偽史論者”,所謂“西方偽史論” 是近年來在網絡和部分非學術領域流行的一種觀點,核心主張是:西方古代文明(如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兩河流域等)的歷史記載、文化成就(如哲學、科學、建筑等)是后人(尤其是近代以來)偽造或過度夸大的,并非真實歷史。持這一觀點的群體被稱為 “西方偽史論者”。
比如古希臘帕特農神廟殘損的石柱,羅馬萬神殿穹頂的凹格,這些矗立千年的石頭,在“西方偽史論”者口中,成了近代歐洲人精心布置的騙局。更荒誕的是,他們言之鑿鑿地宣稱,西方文明成果不過是抄襲明朝《永樂大典》的產物。此類論調已非學術爭鳴,而是一場裹挾著極端民族主義的精神瘟疫。
偽史論者精心構筑了一個滴水不漏的閉環邏輯,認為任何西方考古證據皆為偽造,任何學術反駁都是西方霸權陰謀。雅典衛城的大理石柱,定是19世紀歐洲人偽造的遺跡。希羅多德的《歷史》,必是文藝復興時期教士的杜撰。這種“我說你假你就假”的流氓邏輯,與市井無賴的“我不聽我不聽”毫無二致。
面對龐貝古城火山灰下保存完好的羅馬浴場、埃及羅塞塔石碑上清晰的古希臘文、敦煌文獻中記錄的景教東傳等鐵證,他們拋出“全球造假聯盟”的陰謀論,仿佛全世界的考古學家、文獻學家、碳14實驗室都在為西方背書。這種被迫害妄想,已然超出學術討論的范疇。
偽史論者常以“愛國”自居,實則暴露了文化軟骨病,他們不敢直面中華文明在近代的落后,便靠貶低他者獲取虛假優越感。當看到古羅馬混凝土技術至今讓工程師驚嘆、阿拉伯數字經印度傳入歐洲改變數學史、拜占庭保存古希臘文獻催生文藝復興時,他們選擇閉目塞聽,轉而意淫《永樂大典》是西方文明的母本。
這種心態恰似晚清義和團,以為貼上神符就能刀槍不入。當代偽史論者幻想靠貶低西方文明,能讓中國自動站上世界之巔。顧頡剛先生若在世,定會痛斥這些“疑古派”徒孫,真正的疑古精神是考辨文獻真偽,而非為民族情緒編造偽史。
偽史論者自以為在弘揚中華文明,實則是在對其進行最惡毒的羞辱,當宣稱“亞里士多德著作抄自墨子”“牛頓定律源自《周易》”時,他們恰恰否定了中華文明獨立創造的能力,仿佛中國人只能靠西方剽竊才能證明自身價值。
這種心態暴露出深層的文化自卑,只有把全人類文明成果說成源自中國,才能獲得片刻虛榮。真正的文化自信,當如陳寅恪研究敦煌文獻時贊嘆中亞藝術的精妙,如季羨林翻譯梵劇時致敬印度智慧的深邃。中華文明的偉大,在于其“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包容,而非“唯我獨尊”的狹隘。
在短視頻平臺上,“西方偽史”已成流量密碼,這條產業鏈上,有偽裝學者的江湖騙子,有收割焦慮的出版掮客,更有煽動情緒的流量平臺。
雅典德爾斐神廟鐫刻著“認識你自己”的箴言,這對偽史論者不啻一記耳光。一個不敢正視他者輝煌的文明,終將在自欺中枯萎。當希臘人在修復帕特農神廟殘柱時,中國工匠在紫禁城重鋪金磚,這本該是人類共同守護文明火種的動人圖景。
戳穿偽史論,不是為西方辯護,而是為中華文明守住尊嚴,唯有承認金字塔與長城同樣偉大,柏拉圖與孔子同等智慧,牛頓與祖沖之同樣不朽,才能讓中華文明擺脫義和團式的悲情,真正以從容之姿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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