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L荷蘭光刻機供應商相繼宣布反水，外媒稱事態擴大

一邊是美國嚴厲的出口管制禁令，一邊是貢獻了四成收入的巨大市場；一邊是必須遵守的國際規則，一邊是股東和公司生存的現實需求。

全球光刻機巨頭ASML，正被這兩股力量撕扯，而它做出的選擇，讓整個西方半導體聯盟為之震動。

2025年第三季度，ASML交出了一份讓所有分析師瞠目的財報：中國大陸市場銷售額占比飆升至42%，逆勢狂漲15個百分點。

荷蘭政府被爆出早已為ASML的對華出口披上了“數據隱身衣”；德國鏡片巨頭蔡司明確表態繼續供貨；一眾荷蘭材料商則在暗地里調整航線，優先保障中國客戶的供應。

荷蘭供應商正在集體轉向東方！外媒的驚呼并非空穴來風，這場看似突如其來的“反水”，并非一時興起，而是一場在管制鐵幕下，關于生存、利益與未來的精密合謀。

當所有人都以為ASML對華業務將一蹶不振時，它卻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金蟬脫殼”。

表面上，ASML是所有規則最忠實的遵守者，公司高管屢次公開聲明：我們嚴格遵守所有出口管制法規。這話無可指摘。商業的智慧在于，在規則的縫隙中尋找陽光。

早在2023年美國禁令風聲鶴唳之時，ASML就已預判到未來的嚴冬，它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開啟了一場與時間賽跑的“庫存大轉移”。

在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初的關鍵窗口期，超過27臺NXT：1980i、2000i等型號的DUV浸潤式光刻機，被悄無聲息地運往中國，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以往全年的出貨量。

中芯國際、長江存儲、華虹半導體等中國芯片巨頭心領神會，開啟了一場“囤貨式”集中下單，這不是普通的商業采購，而是一場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集體自救。

當硬件出口的道路越走越窄，ASML與它的盟友祭出了更精妙的招數。

據路透社等媒體報道，ASML正在探索一種“軟件鎖定”的新模式。

簡單來說，就是將設備硬件正常出口至中國，但通過遠程控制，限制其部分高性能功能的使用。

它的歐洲供應商們也沒閑著，像德國蔡司這樣的核心企業，以及荷蘭本土的數十家中小型精密設備、光刻膠供應商，紛紛加大在中國本土的技術支持團隊和備件倉庫投入。

它們從“產品出口商”悄然轉變為“在地服務商”，通過服務而非實體產品的跨境流動，巧妙地繞開了出口監管的壁壘。

這一切操作的背后，是冰冷的商業邏輯：ASML供應鏈的90%在歐洲，數萬個高端就業崗位與之捆綁，失去了中國這個最大的市場之一，整個生態系統都將面臨崩塌的風險。

在這場對局中，荷蘭政府無疑是這場大戲中最高明的“平衡術大師”。

2023年9月，就在美國制裁壓力山大的時候，荷蘭政府悄然推出了一項“數據豁免”機制，這項機制允許ASML不再詳細公開其部分DUV設備的出口數量、型號和金額。

名義上是“保護商業機密”，實則是一舉兩得：既幫ASML規避了輿論的焦點和監管的壓力，也讓自己在面對美國問責時有了回旋的余地。

效果也十分明顯。2023年荷蘭官方統計的對華“雙重用途”產品出口額僅為2.53億歐元，中國僅排名第六。

ASML自己的財報卻顯示，其對華營收接近89億歐元，高居第一，這巨大的數據鴻溝，正是“隱身衣”的魔力所在。

荷蘭的搖擺遠不止于此，2024年，荷蘭首相呂特訪華，表達了維護雙邊經貿關系的意愿，但轉過身，其國內又在探討限制與中國大學的半導體合作，這種“兩面下注”，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一個小國在大國博弈中的生存之道。

面對壓力，中國并未坐以待斃，其反擊精準而有力，2025年10月，中國商務部宣布實施稀土出口審批新機制。

這并非一刀切的禁運，而是一把更為精巧的“手術刀”，光刻機的三大核心部件，光源、鏡頭、雙工件臺，其制造都極度依賴特定的高純度稀土材料。尤其是最先進的EUV系統，對稀土材料的依賴度極高。

中國的策略很明確：通過控制和精細化管理稀土出口，一方面保障自身產業鏈安全，另一方面倒逼全球供應鏈重新考量與中國“脫鉤”的巨大成本。

當ASML嘴上說著“庫存充足”時，彭博社的報道卻揭露了其部分設備交付已出現延遲。

荷蘭的材料商們更是心急火燎地派人奔赴東南亞、日本尋找替代來源，但一位高管私下坦言：我們從沒想過要替代中國稀土，現在是不得不找備選。

荷蘭政府的這一步險棋，完美詮釋了何為“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2025年10月，荷蘭以“國家安全”為由，凍結了總部在奈梅亨、已被中資聞泰科技全資收購的安世半導體。

此舉立刻引發中國的對等反制，限制安世及其分包商的芯片對外供應，結果，大眾、寶馬等歐洲汽車巨頭瞬間感到壓力，芯片供應緊張，交付周期拉長。

荷蘭本想展示強硬，卻一拳打在了自家經濟的軟肋上。這個案例清晰地告訴所有人，在高度全球化的半導體產業鏈中，任何單方面的粗暴切割，都會引發不可預料的連鎖反應。

就在ASML為供貨絞盡腦汁時，上海的實驗室和工廠里，另一場革命正在發生。

上海微電子（SMEE）研發的28納米浸沒式光刻機（SSA/800-10W），已不再是實驗室的樣品。

根據最新行業消息，它已進入批量交付與客戶驗證階段，正在中芯國際等國內大廠的產線上，為提升芯片良率而奮戰。

雖然其性能與ASML的同代產品尚有差距，但它實現了一個從0到1的質變，中國在成熟制程領域，第一次擁有了“不看臉色”的底氣。

在更前沿的EUV領域，中國正試圖開辟“第二戰場”，華為與中科院等機構聯合研發的EUV原型機Hyperion-1，以及基于SSMB（穩態微聚束） 光源等全新原理的技術探索，已進入早期試驗階段。

這些路徑完全繞開了ASML的傳統技術壁壘，雖然前路漫長，但代表著另一種可能性的火種已被點燃。

地緣政治的風暴，正在物理上重塑世界芯片制造的地圖，臺積電在日本熊本建廠，英特爾在德國馬格德堡大興土木……這些舉動背后，是全球芯片制造商為規避風險，將供應鏈區域化、多元化的戰略調整。

這對ASML而言，意味著客戶基礎的悄然分化，其財報顯示，非中國市場在AI芯片需求的拉動下貢獻了更多增長。

這場由政治驅動的供應鏈大遷徙，正在創造一個更加碎片化、成本更高，但也更具韌性的全球半導體新生態。

ASML的“反水”，荷蘭供應商的“向東看”，從來不是對任何一方的忠誠宣誓，而是企業在生存壓力下最本能的反應。這場博弈，沒有絕對的贏家。

ASML首席執行官彼得·溫寧克曾發出警告：如果我們把技術鎖在境內，全球的創新步伐都會慢下來。

這句話，或許道破了這場混戰最大的悲劇，當國家安全的名義被過度使用，當全球協作的信任被侵蝕，我們可能在阻止一個對手的同時，也扼殺了整個時代的科技進步。

未來的格局已經清晰：ASML會繼續在夾縫中尋找生意，中國會以更快的速度彌補技術短板，而荷蘭等國家將繼續在壓力與利益的鋼絲上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