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距今已有1700多年,但當時的風流人物,至今仍是我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比如張飛、諸葛亮、孫權、司馬懿等。近些年來,學術界興起了研究三國人物書法的潮流,學者從歷代叢帖、各地石刻、拓本入手,找到了不少已經失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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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諸葛亮的《度得帖》《亮曰帖》《玄莫帖》、司馬懿的《之白阿使帖》、張飛《八濛山銘》等,雖然真偽難辨,但極大豐富了我們的眼界。專家經過多方尋找,終于發現了“吳大帝”孫權僅存的一件書法,此作僅有7個字,以草書寫成,全文為“體常歡佛寄久人”,引發了廣泛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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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記載,孫權極善書法,尤其擅長草隸,唐代張懷瓘在《書估》中評價為其書法為“奇材見拔,絕世難求”。孫權與其子孫休、其孫孫皓并稱東吳書法三家。南齊時,王僧虔還曾把這三人書法獻給齊高帝蕭道成。
作為東漢末年成長的士人,其草書當延續趙壹《非草書》中記載的“臨事從宜”實用傳統,此作保留章草的波磔筆法,如橫畫收筆的雁尾與字字獨立的結字方式,以易識為前提,極少出現東晉王羲之式的連綿筆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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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楷書雛形已現,孫權這幅草書可見楷書的筆意,如轉折處的提按,呈現“去波磔化”傾向,橫畫起筆漸趨平直,豎畫增強垂直度,形成介于章草與今草之間的過渡形態。受簡牘書寫影響,結字多呈縱長取勢,中宮收緊,四周筆畫均勻分布。
對偏旁采用符號化處理,這種簡化尚未形成東晉今草的固定符號,而是基于個人書寫習慣的經驗總結。孫權的書法評價始終與政治身份綁定,呈現鮮明的時代特征,張懷瓘列其草書為“能品”,評價為“體制工密,不逮張、皇,而人貴其位”,指出其書法成就受制于時代,且后人推崇更多源于帝王身份而非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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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淳化閣帖》未收錄孫權其他作品,《宣和書譜》雖著錄其文,卻未評其書;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書“有帝王氣”。孫權的草書實踐代表了漢末魏晉普通士人的書寫水平,實用、便捷、因時制宜,卻未在草法變革中留下關鍵足跡,真實地反映了書法藝術在脫離文人自覺之前的早期狀態:當書寫尚未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政治家的筆墨,終究是政務活動的附屬品。
據明代文人楊慎《法帖神品目》記載,杭州粟山有“吳大帝黃武二年”刻字,可惜如今已不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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