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琳 | 比較視域中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摘要：自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始，民本思想在歷史的長河中雖幾經嬗變，但“以民為本”的初心不改，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及中國現代民主理論產生及發展的文化根基。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奠定了人民民主的價值基礎，但“民”無法主動參與政治，沒有成為統一的政治力量發揮權威性的作用。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并通過古今中西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為民本是民主的價值前提，民主是民本的必然趨向，只有在人民民主之中，才會實現真正的民本主義，只有將“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不斷貫徹到民主運作的全過程之中，才能落實真正的人民民主。儒家傳統民本思想的現代轉化需要解決傳統民本理念難以落實的問題，需要將傳統民本演化為現代民主，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清晰地呈現人民的意志和權威。

關鍵詞：先秦　儒家　民本　民主　現代轉化

大綱

一、“民本”概念的源起

二、先秦儒家民本思想

三、民本與民主的比較研究

四、傳統民本思想的現代轉化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有延續數千年文明的中國參與并影響著現代化的世界體系構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哪些因素將繼續影響現代文明的進程呢？陳來認為：“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價值觀，使中華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觀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和源泉。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文化治國理政的經驗，如民為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作為今天的啟示和鏡鑒，以利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進和完善。”[1]朱漢民認為：“中華民族建構的生生、自然、禮樂、仁義、中和、民本、家國、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漸融入主體化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們作為中華文化基因的譜系序列，維系了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過程中的生存和發展。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之后，就能夠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動力，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強大生命力。”[2]從前述學者對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優秀傳統文化的梳理和總結中可以看出，“民本”思想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始，民本思想在歷史的長河中雖幾經嬗變，但“以民為本”的初心不改，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中國現代民主理論產生及發展的文化根基。

一、“民本”概念的源起

“民本”作為概念和范疇并不是自古有之的，雖然古代文獻中有很多共在的“民”“本”，比如“民為邦本”（《尚書》）、“以民為本”（《晏子春秋》），但用它來概括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與“民為邦本”相關的命題，卻是晚清西學東漸以來的事。近現代的許多學者通過與西方傳入的民主思想進行對比，挖掘、闡釋、深化、發展了傳統的民本思想。

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將“民本”作為概念討論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他說：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標三介詞以括之曰：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譯言政為民政，政以為民，政由民出也。我國學說，于of，for’之義，蓋詳哉言之，獨于by義則概乎未之有聞。申言之，則國為人民公共之國，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義者，我先民見之甚明，信之甚篤。惟一切政治當由人民施行，則我先民非惟未嘗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認此理論。夫徒言民為邦本，政在養民，而政之所從出，其權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種無參政權的民本主義，為效幾何？我國政治論之最大缺點，毋乃在是。[3]

現代學者常用“民有”“民治”“民享”來翻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4]梁啟超認為民本思想不具有“民治”理念，只有“民有”“民享”的內容。金耀基認同這一觀點，并通過比較研究證明中國古代民本思想不包含“民治”的內涵，中國古代也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民本思想雖有‘of the people（民有，民享——作者按）’的觀念，但總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步。如實地說，中國人是不相信政治應由人民自己來管的。”[5]

張分田認為類似觀點的錯誤原因，一是看不到民本與民主可以有共同的本質和思路，二是簡單地將“民本”與“君本”對立起來。他認為，將“of the people”譯為“民有”不夠確切。“of”短語兼有“人民的”和“對人民的”兩種含義，既可以理解為“人民的統治”，也可以理解為“對人民的統治”。在“對人民的統治”或“為了人民而實行統治”的意義上，中國古代的民本與西方現代的民主有相通之處。民本思想或多或少包含著“統治源于人民”“統治是經人民選擇的”的意蘊。而對于簡單地將“民本”與“君本”對立起來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古代多有“民本”之論，但并沒有“民本主義”，民本與君本相輔相成共處于同一思想體系中。如果非要使用“民本主義”這個概念，那么它也是與“君本主義”連為一體的。[6]

民本思想為晚清知識分子接受民主觀念提供了文化連接點，但二者并非源流的關系，民本思想的源頭可上溯至先秦時期。《尚書》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周易》中有“吉兇與民同患”（《周易·系辭上》）、“君子以容民畜眾”（《周易·師》）、“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周易·履》）、“觀民設教”（《周易·觀》），等等。雖然“民本”被用來概括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與“民為邦本”相關的命題是近代以來的事，但考察民本思想源頭之一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意義重大。

二、先秦儒家民本思想

儒家的禮制思想和倫理學說對于中國傳統社會生活、文化心理及政治制度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在先秦時期，孔子的“富民足君”、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君舟民水”等觀念為儒家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調。

民本思想貫穿在孔子的仁學理論中。在討論孔子的民本思想時，有必要先厘清“民”與“人”及“百姓”的含義。《論語》中，“人”字共出現了114次，它多指上位者、君子。上位者包括君王、貴族和士大夫，君子主要指修德取位者：“孔子言君子，就《論語》所記觀之，則有純指地位者，有純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與品性者。”[7]《論語》中涉及“民”的內容共37章，其中，“民”字出現了47次；涉及“百姓”的有3章內容，并在其中出現了5次。“民”則與“人”相對，它指從事耕種勞作和經營經商的勞動者。與“人”相比，“民”在古代因缺乏“智”而被一些思想家認為是“愚”的。“民”從詞源上看有“泯”“惽”“瞑”等同源字，意為“迷蒙和混亂”，西周文字中的“民”是指瞎了眼睛沒有瞳孔的人。

“百姓”的原初語義是指一百個氏族。在氏族聯合的部落時代，生活在黃河流域的炎黃部落聯盟打敗了南來入侵的九黎族，戰敗者成為奴隸并被命名為“黎民”，一說這是“民”的最早稱謂。炎黃聯盟組織為與“黎民”相區別，賦予組成部落聯盟的一百多個氏族以姓氏，百姓即為統治黎民的貴族。[8]國家誕生后，貴族成為可以進出朝堂的百官，百姓又稱為“百官”，而“百姓”逐漸擁有與“民”相同的含義是直到戰國中后期才開始的。

孔子民本思想內容豐富，《論語》中多處記載著孔子的相關思想，比如：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論語·衛靈公》）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

民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只有敬民、信民、養民，才能國家安寧、天下太平。此外，孔子將“民”納入教的范圍，開啟了“有教無類”的新局面，打破了學在官府，只有貴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的特權局面。他還將“教民”作為統治者治國理政的重要任務之一，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民本思想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石。在孟子主張的“王道”政治中，唯有施行基于民本的仁政，才能實現天下大治。孟子主張將民眾置于優先地位：民眾第一，國家其次，君隨其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民貴君輕，政出于民，國家必須保證人民生活富足：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的民本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富國富民的主張中。他認為，國家的統治者和管理者，都應該以富國富民為己任。他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余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余？”（《荀子·富國》）荀子認為使國家富強的辦法是節約開支，讓百姓富裕，人人都能夠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百姓生活富足，土地肥沃，收成倍增，君主還會因為沒有余糧而發愁嗎？荀子已經認識到分配、消費及生產三者作為統一的經濟過程互相影響的關系，只有民富才能擴大再生產，才能達到國家富強的目標。

總之，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敬民、信民、養民為指南，以教民、富民為實務，最終實現安民固邦的目的。

三、民本與民主的比較研究

“民主”一詞的出現可上溯至先秦時期，《尚書·多方》中就有“天惟時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誕作民主”等表述。這些表述中的“民主”意指民之主。

在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1864年）中，英文republic和democratic character首次被譯為民主。之后，“民主”一詞逐漸在近代以來的政治學說和著作中頻繁顯現，[9]并在20世紀初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口號之一。之后，民本和民主開始了在比較審視、互相影響中共生共存的發展歷程。楊立華將近代以來民本和民主關系的觀點總結為四種，即“民本非民主”的否定觀、“民本是民主”的肯定觀、“民本優于民主”的優越觀、“民本和民主可會通”的會通觀四種。他認為民本和民主“二者是否具有相同/通性等問題，構成中國思想界和現代民主實踐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也是百余年來該領域爭論的焦點”[10]。

主張“民本非民主”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傳統民本思想實質上還是封建專制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無助于現代民主制度的建構。比如，蕭公權認為：“孟子民貴之說，與近代之民權有別，未可混同。簡言之，民權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觀念。”[11]殷海光指出：“民主的真正核心，是基本人權之肯定。凡避開基本人權而談民主者，不是對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對民主沒有誠意。”[12]劉澤華認為，無論從思想體系或政治實踐看，民本都屬專制主義范疇。他說：“先秦政治家與思想家對民的態度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輕民主張，這無疑是露骨的專制主義；二是重民思想，這是多數人的主張。……重民思想在局部問題上與專制君主雖有沖突，但從全局看，它不是對專制君主的否定，而是提醒君主注意自己存在的條件。思想家們倡導重民不是要否定君主，而是向君主獻策，把重民作為鞏固君主地位的手段。在我看來，重民思想與君主專制主義是不矛盾的，它可以是君主專制主義的一種補充。”[13]

肯定“民本就是民主”的學者，大多精研國學，希望挖掘傳統民本思想中的現代因素以弘揚傳統文化，他們認為“民本非民主”的觀點抹殺了中國傳統治理思想的價值。比如，康有為說：“讀《王制》選士、造士、俊士之法，則世卿之制為孔子所削，而選舉之制為孔子所創，昭昭然矣。選舉者，孔子之制也。”[14]“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仆，故民貴而君賤易明也。眾民所歸，乃舉為民主，如美、法之總統……孟子已早發明之。”[15]錢穆說：“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體，以理論言之，與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論及政制精神靡不合。”[16]

主張“民本優于民主”的學者則高度肯定傳統民本的價值，比如姚中秋指出，從理論上而言，“‘民本’可以包容‘民主’，‘民本’可以為‘民主’指引方向”[17]；從實際上而言，“民主必須合乎民本的標準”[18]。還有人從可操作性上更認同民本，比如張飛舟就認為：“‘民主’固然美好，卻無法具體操作，無法真正兌現，不免流于水中月、鏡中花；反之，‘民本’雖層次不高，不徹底、不完美，卻有可能操作，有可能落到實處，而且也可能與時俱進。”[19]

還有一部分學者，既肯定民本思想具有民主的因素，也承認其局限性。比如，孫中山認為民本思想內涵民主因素，但中國古代“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20]。秦暉認為民主和民本雖然有差異，但二者并非鴻溝難逾，從黃宗羲到譚嗣同的思想發展體現了“與西學合流后的儒學就這樣順理成章地完成了從‘民本’到‘民主’的過渡”[21]。現代持民本與民主可會通的學者，基本上也承認兩者的差異，但他們主張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挖掘民本思想的精華以實現與民主的會通。

楊立華認為，傳統民本思想包含四個方面，即在論述天、神、君、臣、民等的關系時，強調以“關系論”為基礎的“民本體論”；在討論萬事萬物及國家、社會治理和政治運行等的基本目的時，強調以“利民為本”為核心的“民目的論”；在討論如何認識事物、分析問題等時，強調以“民立場”或“民途徑”為基礎的“民認識論”[22]；在強調如何施政、治理國家和人民時，又強調“重民”“恤民”“愛民”“用民”“安民”“保民”“惠民”“裕民”以及“得民心”和“讓民服”等基本方法，即強調以“仁政”和“德治”為核心的多層次“民方法論”。相對民主，其優勢在更突出地強調了“民目的論”，其劣勢是在方法論的層次上仍停留在君主制政體下的仁政、德治層次，既沒有達到現代民主所強調的“民主制”政體的層次，也沒有達到實際和徹底的“民治”的層次。與君主制下的傳統民本思想不同，民主強調了民權、人民主權的重要性，并從中發展出了現代民主政體模式。但由于實現的方式和路徑與最終的目標并不總是一致，往往會有手段異化或目標置換等問題。[23]

可見，民本和民主的模式都有所欠缺，有互通互補的可能。二者從不同的文明中產生，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都在變化發展之中。在民主的發展史上，有古希臘民主、近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等形式；民本在現代的發展中亦有從“三民主義”中繼承創新的，也有從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中所繼承和升華的，不盡相同。

四、傳統民本思想的現代轉化

傳統民本思想融合了價值論和工具論，價值論認為人民是治國理政的價值目標，工具論認為人民是財稅、軍事的來源，是政府維持運轉的基礎。工具論的民本主張通過常態化、規則化和抽象化可演變為價值論的民本。比如工具論意義上的“開明專制”，是希望有德的君主能高瞻遠矚，擺脫個人欲望的支配，從而將優良的政治傳統規范化、制度化。君主為了讓江山永固，其克己與付出，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一種超越了私人意志和私人利益的工具理性的政治思路，且被觀念化、理論化之后，就將無限趨近于純粹價值論的政治思路。劉九勇認為，這樣的統一性使得“民本思想在理論上可以擺脫作為君主專制統治之工具的嫌疑，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民主政治的價值前提。從君權天命的儀禮、選人用人的標準到治國施政的邏輯，傳統政治的全過程無不貫穿著民本的精神”[24]。當代中國政治文化中價值論與工具論的統一，表現在群眾路線中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

傳統民本思想奠定了人民民主的價值基礎，但“民”無法主動參與政治，沒有成為統一的政治力量，發揮權威性的作用。傳統“民本”的“民”所指稱的對象范圍籠統混雜，內部成員之間往往有利益沖突，難以有統一的意志和行動，因此民本的理念在中國古代社會落實困難。要解決傳統民本理念難以落實的問題，需要將傳統民本演化為現代民主，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清晰地呈現人民的意志和權威。“這一追求的方向和成果就是現代中國的人民民主。科學社會主義通過階級理論將‘民’的內部結構與利益矛盾揭示出來，從而把握住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認清了到底什么是社會的整體利益，由此建構出了‘民’的統一性和自覺性的新形態——‘人民’。‘人民’被塑造的過程，也是其發揮現實影響的過程，即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25]民本是民主的價值前提，民主是民本的必然趨向。只有在人民民主之中，才會實現真正的民本主義，只有將“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不斷貫徹到民主運作的全過程之中，才能落實真正的人民民主。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無論是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十分重視民主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各階級中發揮的作用。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民主的組織形式和實踐方式時，深刻理解了歷史周期率發生的原因，這是我們走好民主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一步。鄧小平堅持和發展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將民主集中制上升為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26]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民主集中制有了新的理論和實踐創新，也探索出了新的實現形式，即習近平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27]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又是黨帶領人民在民主道路中走出來的一條新路子。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最新總結，同時也蘊含著優秀傳統文化基因，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劉九勇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統一性意味著政治民主在全部的程序之內，必然貫徹著某種根本性的價值原則，從而超越形式民主，達到實質民主。這種貫通全部政治生活的價值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淵源就是民本思想。”[28]

綜上，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并通過古今中西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為民本是民主的價值前提，民主是民本的必然趨向。只有在人民民主之中，才會實現真正的民本主義；只有將“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不斷貫徹到民主運作的全過程之中，才能落實真正的人民民主。儒家傳統民本思想的現代轉化需要解決傳統民本理念難以落實的問題，需要將傳統民本演化為現代民主，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清晰地呈現人民的意志和權威。

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課題（A類）重大項目（尼山世界儒學中心 / 中國孔子基金會課題基金項目）“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研究”（項目批準號：23JDTCZ02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滑動可瀏覽完整版）

[1] 陳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人民政協報》2022年4月25日。

[2] 朱漢民：《中國文化基因與中華文明生命力》，《中國哲學史》2022年第4期。

[3]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6頁。

[4] 參見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7頁。

[5]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第27頁。

[6] 參見張分田、張鴻：《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內涵與外延芻議》，《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74—75頁。

[8] 參見譚文淼：《“黎民”“百姓”考》，《語文學習》1990年第5期。

[9] 鄭觀應的《易言·論公法》（1880年）、傅蘭雅的《佐治芻言》（1885年）、李提摩太的《帝王初學》（1898年）等都有類似用法。

[10] 楊立華：《民本和民主的會通及其最新形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

[1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第97頁。

[12] 張斌峰、何卓恩編：《殷海光文集》（第1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頁。

[13] 劉澤華：《王權主義與思想和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頁。

[14]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九，《康有為全集》（第3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5頁。

[15] 康有為：《孟子微》卷一，《康有為全集》（第5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第421頁。

[16]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912頁。

[17] 任鋒、楊光斌、姚中秋等：《民本與民主：當代中國政治學理論的話語重建》，《天府新論》2015年第6期。

[18] 任鋒、楊光斌、姚中秋等：《民本與民主：當代中國政治學理論的話語重建》，《天府新論》2015年第6期。

[19] 張飛舟：《論“民本”之真與“民主”之假》，《太平洋學報》2008年第6期。

[20]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1頁。

[21] 秦暉：《從黃宗羲到譚嗣同：民本思想到民主思想的一脈相承》，《浙江學刊》2005年第4期。

[22] 有關“民認識論”的表達諸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書·皋陶謨》）

[23] 參見楊立華：《民本和民主的會通及其最新形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

[24] 劉九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傳統思想淵源》，《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4期。

[25] 劉九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傳統思想淵源》，《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4期。

[2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頁。

[27] 習近平：《論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336頁。

[28] 劉九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傳統思想淵源》，《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馮琳，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文編輯部編審。

原載：《孔學堂》（中英文）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