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的“產翁習俗”看廣東丈夫與妻子的“AA制”

近日，廣東一男子因在家庭開支中嚴格與妻子實行“AA制”引發熱議，包括孩子的學費、妻子看病的錢，都是一人一半，妻子如果一時無力支付，要給丈夫打欠條。

這位妻子說“心痛到無法呼吸”。

如果我們跳出對此事簡單的道德評判，去探究背后的深層原因，就會發現這個丈夫的行為，遠非“摳門”或是“算計”所能概括的。

更像是一扇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當代部分男性在角色期待與現實壓力下的內心掙扎。

歷史上的“產翁習俗”與男人的自卑情結

在母系氏族社會晚期，對偶婚出現了，這可以說是中國家庭的歷史起點。

當時原始農業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耕作種植主要是婦女的工作，男子主要是出去狩獵。

狩獵的收獲沒有從事農業生產的婦女穩定，男子仍處于從屬地位。

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里的說法，家庭里通常是女方支配一切，丈夫仍然要“隨時聽候命令，收拾行李，準備滾蛋”。

此時的家庭仍是母系家庭，而非父系家庭。

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農業日益成為收入的主要來源，丈夫體格健壯的優勢得以顯現，逐漸替代婦女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家庭地位也隨之上升。

在父權制家庭的確立過程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男人們在抬高自己地位方面費盡了心機。

其中較突出的現象就是“產翁習俗”。

那會還不具備父母結合方能生兒育女的相關知識，女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十月懷胎一朝分娩，還有哺乳功能，男人就覺得自己沒什么用。

于是妻子分娩后要立即下地勞作，丈夫則裝作產婦，哼哼嘰嘰地躺在床上，享受產婦的待遇，以證明他在生育子女方面也作了貢獻，故名“產翁”。

直到唐宋，還在某些落后地區出現過這方面的記載。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是男人的原始底色。

在堅硬的鎧甲下，他們時常處于焦慮之中，總是覺得自己還不夠好。

自從男人經過“努力”成為家庭的主角，幾千年來來社會對他們的角色期待，一直沒有多大的變化，“頂梁柱”、“堅忍不拔的父親”、“家庭供養者”，逐漸內化為他們內心的價值表尺。

當現實無法匹配這種期待時，會催生他們內心強烈的挫敗感與無能感，成為另一類自卑情結的溫床。

情感表達的桎梏，使他們缺乏表達脆弱、不安和壓力的渠道。

當經濟壓力和對親密關系的掌控出現危機時，潛意識里會出現一種“攻擊性退縮”的防御機制，用看似強勢的家庭費用“AA制”，來模糊內心退縮與逃避。

這個丈夫曾說過“怕以后離婚說不清”，體現了他內心對關系穩定性的深層恐懼和不信任。

“不婚主義”浪潮下，經濟壓力如何影響男性的婚戀選擇

當前社會，持“不婚主義”的男性持續增多，許多人公開表示“沒錢就不結婚”。

在高房價、高育兒成本、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組建家庭的經濟門檻被無限抬高。

對于許多普通男性來說，這不是奮斗的目標，而是無法逾越的大山。

其實一部分男性的“不婚”，并不是缺乏責任感，而是將責任感異化了，認為無法提供優越的物質條件就是不負責任。

這位廣東丈夫，可以看作是以這種心態走入婚姻的極端案例。

他將“我可能會無法負責”的預設，演變成了“我們誰也別負全責”的荒唐。

荒謬的迷思———當“公平”凌駕于愛與責任之上

婚姻是“命運共同體”，而不是“有限責任公司”，本質上是愛與責任的結合，在于無條件的分擔與共享。

在婚姻中追求這種“經濟上的公平”，其實是最大的不公平。

完全忽視了女性在生育、哺乳、育兒過程中付出的無法用金錢衡量的生理代價、職業犧牲與情感勞動。

這種做法還消解了丈夫和父親的家庭角色和責任，它將本應一體承擔的風雨，切割成一塊一塊的隔間，讓家庭失去其最重要的抵御風險的功能。

“AA制”丈夫是可悲的，但并不可恨。

這是特定時代壓力下，男性內心困境的一個投射。

個體與社會都應反思僵化的性別角色，同時給予男性表達脆弱、尋求支持的空間。

而真正的男性氣概，在于有勇氣直面困境，坦誠溝通，共同承擔，在彼此的扶持中，構建真正平等、有韌性的親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