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與李白

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2025年10月9日下午，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以表彰他“以末世般的遠見和如熔巖般流淌的句式，揭示了人類在自行構建的形而上陷阱中，那隔絕式的依存與永恒的輪回”。這位作家長期被譽為“先知”，也許只有這樣風格的人，才更喜歡古文化和古人。

根據譯者余澤民說，“1991年，他以記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國，從而迷上了中國文化，他稱中國是‘世界上僅存的人文博物館’，……回到布達佩斯后，拉斯洛染上了‘中國病’，不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飯，而且無論走到哪兒，都不忘搜集與中國相關的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聽京劇，不管跟誰聊天，不自覺地會提到中國，尤其迷戀古代中國，讀《道德經》，崇拜李白。……李白是他最喜愛的中國詩人。他說，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熱、大詩人沃洛什·山多爾、普利策獎得主法魯迪·久爾吉和小說家伊雷什·貝拉等20世紀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翻譯過李白的詩……”

這位東歐的“末日先知”，是一位狂熱的“李白粉”。1998年5月，在一家國際新聞基金會的贊助下，他到中國旅行了一個月，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了近十座城市。

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也頒給了量子領域的科學家們。其實在量子世界里，不僅未來可以改變，過去也可以改變。過去現在未來一直是統一的。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化是全世界的精神滋養，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北川進也說，莊子思想啟發他走上研究之路。

我們祖先那些看似“無用之用”的古老智慧，正以一種跨越時空的方式，滋養著全世界最頂尖的頭腦，而我們還是如此地信奉實用主義和拿來主義……

十一期間，我也一直在讀李白相關的書籍。所以這一篇，也許也是注定要寫的。

一位在東歐的陰雨泥濘中，描繪著撒旦的探戈；一位在大唐的明月清風里，高唱著鳳凰的清歌。他們之間，隔著一千三百年的時空，隔著東西方文明的巨大差異，卻在天才的源起、命運的契機與精神的歸宿上，形成了令人戰栗的深刻共鳴。

天才的發生學：廢墟之上與曠野之中

天才似乎總能在一個不諳世事的年紀，寫下洞穿一生的作品。29歲的拉斯洛完成了《撒旦探戈》，而李白在三十歲前，也早已名滿天下。

拉斯洛的天才，是在“理想的廢墟”上早熟的。他出生于1954年的匈牙利，成長于蘇東劇變前的“后極權時代”。那是一個理想主義已然破滅，社會在停滯中緩慢腐爛的“溫室”。

這便是東歐的“內心底色”——一種由歷史重負和理想破滅所澆灌出的、混雜著悲觀、懷疑、黑色幽默與精神渴望的復雜色調。絕望與荒誕，不是他需要通過人生閱歷去學習的哲學，而是他呼吸的空氣。

當他在13歲時讀到麥爾維爾的《白鯨》，他沒有迷上鯨魚，而是將自己想象成亞哈船長，那個在甲板上獨自對抗虛無與命運的孤獨者。當他后來讀到卡夫卡，他更是找到了描繪這種困境的語言：“那么我不如用等待來錯過他。”

他的早熟，源于外部世界的“無路可走”與內心世界的“窮根究底”。

外部環境的壓抑，迫使他向內探索，而經典文學則為他提供了探索的工具。因此，當29歲的他寫下《撒旦探戈》時，他并非在“創作”，而是在“轉述”——轉述那個時代彌漫在空氣中的氣息，轉述他早已在哲學層面預演過無數次的、關于希望與騙局的悲喜劇。

李白的天才，則是在“盛世的曠野”上野蠻生長的。他生于701年的盛唐，那是一個自信、開放、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他的天賦，如同一顆飽滿的種子，落在了最肥沃的土壤里。他不需要像后世文人那樣在故紙堆里尋找精神慰藉，因為整個世界都是他的書卷。

他的早熟，源于外部世界的“四海可及”與內心世界的“道法自然”。“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他用雙腳丈量著盛唐的山河，這給了他取之不盡的意象與豪情。

同時，他深受道家思想浸潤，莊子的逍遙游、物我兩忘，為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超越世俗功名的宇宙觀。當別的青年還在為科舉功名皓首窮經時，他早已在精神上“跨上鯨背，游向荒古水天”。

拉斯洛的青春，看見的是“歷史的終點”；李白的青春，看見的是“天地的起點”。

一個在腐朽中洞察了人間的陷阱，一個在壯麗中窺見了宇宙的自由。他們都在年少時，找到了足以支撐一生創作的核心母題。

核心哲學：陷阱的建筑學（地） vs. 飛翔的詩學（天）

拉斯洛的哲學性是極其強大的，他是一位用文學形式進行哲學思考的“小說哲學家”。他的核心思想，是對人類困境冷靜而殘酷的揭示。他看透了“人與人隔絕式的依存關系”。在他的世界里，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卻又因為恐懼、貪婪、虛妄的希望，而被迫相互連接，彼此拖拽。

他構建的是“形而上學世界”，而非“現實主義故事”。《撒旦探戈》中的農莊，不是一個具體的農莊，而是一個正在走向熱寂的微縮宇宙。其中的人物，也不是具體的農民，而是代表著人類在末世情境下，面對希望、絕望、欺騙與盲信的普遍原型。

他標志性的“長句”本身，就是一種哲學實踐，精準地模仿了人類意識那混亂、糾纏、永無休止的流動狀態，讓讀者被迫進入角色們那種無法掙脫、無處可逃的心理。

正因如此，蘇珊·桑塔格稱他為“當代啟示錄文學的大師”，評論界也總是將他與卡夫卡、貝克特、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同樣關注人類終極困境的巨匠相提并論。

他們都認為，拉斯洛是在用小說“做”哲學——他不是在“談論”存在主義的焦慮，而是用文字，為我們建造了一座存在主義的迷宮。

與拉斯洛的“陷阱建筑學”相對的，是李白的“飛翔的詩學”。李白并非不識人間愁苦，他也曾高呼“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然而，他的核心哲學是“超越”！當他被現實的引力牢牢抓住時，他的靈魂總能找到飛升的路徑。

假期我也在山水之間，讀李白突然悟了——人生有遺憾，不能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過一生，那又如何！李白在詩歌上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他窮盡一生，也未能過上自己真正喜歡的生活。但那又如何！他的《臨終歌》說明，他并不介意！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馀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 ”

被權貴所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選擇精神上的決裂。

孤獨無人懂？“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他將孤獨升華為一場宇宙級的浪漫對話。

前路漫漫無所依？“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他永遠對未來抱有最豪邁的信念。

人生處處都是遺憾！無所謂了！那又如何！永遠一片赤心便是了！于是我突然提筆寫下“無執念，有赤心；無心結，有內核”。

拉斯洛冷靜地、無情地解剖著那個名為“人間”的陷阱；而李白，則用一生，為我們示范了如何從這個陷阱里詩意地越獄。

拉斯洛的世界觀近乎一種現代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即我們所處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有缺陷的、甚至可能是惡意的造物，是一個巨大的“陷阱”或“迷宮”。

在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中，破敗農莊的村民們試圖逃離，最終卻在騙子的引領下，繞了一個大圈，回到了比原地更不堪的境地。這個“圓圈”的意象，是他所有作品的母題。他筆下的人物，無論如何掙扎、算計、奔跑，都無法逃離這個預設好的“怪圈”。

在拉斯洛的哲學里，“希望”并非一種美德，而是一種致命的弱點，一種虛假的誘惑。人類的心理機制——我們寧愿相信一個虛假的希望，也不愿直面“毫無希望”的殘酷真相。他不是希望的給予者，而是幻覺的終結者。

而李白，則是不念過去，不懼將來。他并非天真地否定苦難和現實，但他選擇以一種超凡的想象力、豪邁的情感和不羈的意志，去擁抱和穿越苦難。他相信個體生命的潛能，相信詩歌的力量，相信人可以在世俗的羈絆中，活出一種與天地共鳴的盛大與自由。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絕對自由，反抗束縛；生命本真，不滯于物……

命運的契機與生命的本真：一次出走，一顆赤心

每個天才的命運，似乎都需要一個“契機”來點燃。

拉斯洛的契機，是一次“向下”的出走。大學畢業后，他抱著“用文化拯救貧困”的理想，離開都市，到一個吉卜賽人聚居的偏遠山溝里當圖書管理員。在那里，他親歷了底層人民無望的生活，那份深入骨髓的貧困、麻木與掙扎，為他早已成型的哲學思考，提供了最真實、最殘酷的田野調查。

這次“出走”，讓他筆下的絕望，不再是純粹思辨的產物，而是有了血肉和溫度。這便是《撒旦探戈》的緣起。

李白的契機，則是一次“向上”的出走。“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他離開蜀地，是為了去更廣闊的天地，尋求“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的政治理想。

這次“出走”，讓他從一個地方天才，走向了帝國的中心。而在長安，他遇到了賀知章——他命運中最重要的“貴人”。賀知章一句“天上謫仙人”，為他驗明正身，也徹底點燃了他在盛唐詩壇的傳奇。

一次是深入底層的社會實踐，一次是奔赴中心的理想求索。一個讓他看清了“人間”的真相，一個讓他確認了“天上”的身份。這兩次“出走”，都是他們從準備到登場，最關鍵的轉折點。

一個書寫絕望的“先知”，

為何會如此迷戀一個高唱希望的“謫仙人”？

拉斯洛用盡筆墨描繪“陷阱”，他的角色在其中掙扎、沉淪。而李白，恰恰是人類精神世界里“自由”的終極象征。

李白的世界，是“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困境，更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決絕。李白身上那種對一切束縛的反抗，那種“人生得意須盡歡”的灑脫，正是拉斯洛筆下人物所渴望而不可及的救贖。

拉斯洛看透了人間的虛偽、欺騙與陰謀。而李白，則是“真性情”的化身。他哭，就哭著回家，不住地揉搓著通紅的眼睛；他笑，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的喜怒哀樂，從不掩飾，如山泉般噴涌而出。在一個充滿算計的世界里，這份純粹的、孩童般的真誠，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

拉斯洛小說里的人物，是“隔絕式的依存”，他們孤獨，卻又離不開彼此。李白的孤獨，則是宇宙級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他將自己的孤獨，投射到天地之間，與日月星辰對話。這種將個體孤獨升華為宇宙對話的非凡想象力，對于同樣在思考人類終極處境的拉斯洛來說，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拉斯洛的世界，在哲學本質上是一個“熵增”的世界。一切都在不可逆地走向混亂、衰敗和熱寂。《撒旦探戈》里的農莊、連綿的陰雨、人物的麻木與沉淪，都是能量耗散、生命力衰減的文學表達。他的長句，讀來令人感到一種精疲力竭的“呼吸困難”，仿佛在模擬一個正在緩慢死亡的宇宙。

而李白，則是“元氣”的化身。他的詩歌充滿了爆炸性的、反熵增的生命能量。“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些詩句本身就是能量的噴涌。

對于一個終其一生都在描繪“衰敗”的作家，李白身上那種仿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造活力，本身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李白的存在，證明了在走向熱寂的宇宙背景下，生命依然可以迸發出如此璀璨、如此充滿動能的光芒。拉斯洛迷戀的，或許正是這種對抗宇宙終極定律的、純粹的生命力本身。

拉斯洛的小說，充滿了對“救贖”的渴望與對“救世主”的幻滅。他的角色們總是在絕望中等待一個能帶領他們走出困境的“神跡”，但每次降臨的，都是伊里米阿什那樣的假先知、假彌賽亞。他的世界里，神性是永遠缺席的，信仰最終都通向騙局。

而李白，在他的世界里，神性是“在場”的。他本人就是“謫仙人”，是天上貶謫而來的神仙。他不需要去“尋找”神，他本身就與神靈、仙人、日月星辰處于同一個對話頻道。他“舉杯邀明月”，是平等的邀約；他夢游天姥，是自然的回歸。在拉斯洛的世界里，人與神之間隔著無法逾越的鴻溝；而在李白的世界里，人與神的界限是模糊甚至可以消弭的。

對于一個深刻描繪“信仰崩塌”的作家來說，李白這樣一個“自帶神性”的樣本，無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李白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人，或許真的可以憑借自身的詩性與才情，達到與神同游的境界，而無需等待外部虛假的救贖。

拉斯洛筆下的人物，其“自我”是脆弱的、破碎的，完全被外部環境所定義和碾壓。他們在泥濘中掙扎，他們的身份就是“失敗者”“被困者”，無法掙脫。

而李白的“自我”，則是堅韌到不可思議的。他的一生，從世俗功業的角度看，幾乎是一連串的失敗。求仕不得，入朝被逐，站錯隊被流放……任何一項，都足以壓垮一個普通文人。但李白的奇特之處在于，他的自我價值體系，完全獨立于外部的成敗評判。

被“賜金放還”，不是恥辱，而是“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解脫，是回歸江湖的契機。被流放夜郎，不是末日，而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輕快。

他的“自我”，從不因失敗而減損分毫，反而將每一次失敗，都內化為“謫仙人”身份的又一次確認。對于一個終其一生都在描繪“破碎的自我”的作家，李白這種“金剛不壞”的、極度自洽的強大自我，無疑是一個迷人而又值得深思的謎題。

拉斯洛并非困局中的一員，而是那個站在困局之末，最清醒的記錄者。他以自己的“書寫”為“征”，在無望的廢墟之上，建立起思辨與藝術的“吉”。

李白的生命，若用世俗的“地”圖來衡量，是坎坷的、失意的；但若用精神的“天”圖來衡量，他始終穩居以“飛龍在天”之姿，俯瞰著人間的寵辱得失。視人間的失意為云煙，用詩為翼，為我們展示了自由的全部可能。

一位是深淵的凝視者，一位是星空的歌唱者。諾獎選擇了拉斯洛，是選擇了這個時代最清醒的診斷者；而拉斯洛選擇了李白，則是為這個被診斷的時代，尋找到了一位最富激情與想象力的療愈者。他們二人，共同構成了文學回應世界困境的兩個極致：一個是看穿，一個是超越。

在這個喧囂而迷茫的時代，我們既需要拉斯洛的冷靜，也需要李白的豪情。生命啊！它既可以是泥濘中緩慢的探戈，也可以是星空下璀璨的清歌。

No.6571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水姐

簡介：秦朔朋友圈主編，上海作協會員，清華，交大，中歐等校友。公眾號：水姐。視頻號：

水姐SHUIJIE

。代表作：

《陽明心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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