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琳和沃森再次對戰，誰更有道理？

蘇穌

羅琳和沃森最近這一輪交鋒，信息量很大。可能很多人已經忘記了事情的始末，這里先簡單回顧一下，再討論。

沖突的根源要追溯至2020年6月。

當時J.K.羅琳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對「有月經的人」這一短語提出批評，認為這模糊了「女性」一詞的定義。

緊接著，羅琳在個人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長達3600字的文章，題為《J.K.羅琳闡述她就性和性別議題發聲的理由》。

文章系統地闡述了她的性別立場，并列出了她的五個核心動機：

首先是對她個人的慈善信托基金的擔憂，她的信托基金專注于蘇格蘭的婦女與兒童事業，支持女性囚犯和家暴幸存者。她認為，新的跨性別行動主義正在侵蝕「性」（sex）的法律定義，并用「性別」（gender）取而代之，她認為這是不對的。

J.K.羅琳

其次，作為一名前教師和兒童慈善機構的創始人，她對跨性別權利運動對教育和兒童保護領域的影響深感憂慮。

再一點是對言論自由的捍衛，她說，作為一名屢遭封禁的作家，她對言論自由抱有持久的興趣，要公開捍衛她，所以她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更重要的是，她對年輕女性尋求變性及「去變性」現象激增很擔憂。她指出，英國尋求變性治療的女孩數量出現了「4400%的增長」，這讓她感到震驚。她援引了關于「快速發作的性別焦慮癥」（ROGD）的研究，暗示社會傳染可能是因素之一，并反思如果自己晚出生30年，鑒于她曾有的心理健康問題，也可能會嘗試變性。

最后，羅琳透露自己是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幸存者，這段經歷讓她對單一性別空間，比如庇護所、更衣室的安全性尤為敏感。她擔心，允許任何自認為是女性的男性進入這些空間，可能會為所有意圖不軌的男性敞開大門。

羅琳的言論迅速引發了《哈利·波特》電影主要演員們協調一致的公開反對。

艾瑪·沃森在2020年的聲明說，「跨性別者就是他們自己所說的那種人，他們應該過自己的生活，而不應被持續質疑或被告知他們不是自己所是的人」。她的表態清晰地擁護了基于自我認同的性別觀。

艾瑪·沃森

與此同時，丹尼爾·雷德克里夫通過特雷弗項目發表聲明，直言「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魯伯特·格林特也表達了對跨性別社群的支持。這三位核心演員形成了統一戰線，羅琳對此后來說，他們似乎認為自己有一種「批評我和我的觀點的義務」。

隨后的幾年里，雙方的立場愈發強硬。羅琳認為的轉折點發生在2022年的英國電影學院獎頒獎典禮上。當時，艾瑪·沃森上臺時說：「我為所有的女巫而來」，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對羅琳的公開指責。

羅琳在后來的文章中詳述了比演講本身更傷人的一個后續事件，當時她正處于收到大量死亡和暴力威脅的頂峰，沃森托人遞給她一張手寫紙條，上面只有一句話：「我為你正在經歷的一切感到難過」。在羅琳看來，沃森這一輕描淡寫的姿態，顯得極不真誠和膚淺，這反而加劇了對她個人層面的傷害。

此后，羅琳公開表示，她永遠不會原諒沃森和雷德克里夫，因為他們迎合了一場意圖侵蝕女性來之不易的權利的運動。

如果說雙方一開始是意識形態分歧，那么到后來，肯定已經演變成了個人恩怨。

最近的這次交鋒始于艾瑪·沃森在播客節目中的一次訪談。她展現了和解的姿態，表達她希望能夠同時珍視羅琳，并持有自己觀點的愿望，她想將兩件看似不相容的事情放在一起。

然而，羅琳以一篇措辭嚴厲的長文作為回應，徹底拒絕了這種和解的可能。這篇文章已經轟傳全網，羅琳的反擊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首先是指責沃森源于特權的無知，羅琳說，艾瑪對現實生活知之甚少，以至于她對自己的無知一無所知，并用自己成名前的貧困生活，與沃森被財富和名望緩沖的成年生活作對比。

羅琳還斷言，一個人不能一邊迎合一場時常呼吁暗殺你朋友的激進運動，一邊又聲稱有權獲得這位前朋友的愛，就好像這位朋友是他們的母親一樣。

此外，羅琳的言辭中透露出一種強烈的個人背叛感。她的措辭暗示，她是從一位被忘恩負義的孩子們背叛的「母親」的視角，來看待這些演員的異議。

她說，自己曾對這些從十歲起就認識的演員懷有一種難以動搖的保護欲。她文章中最尖銳的一句話，便是拒絕了沃森的愛。這場政治辯論在她眼中，同時也是個人的不忠行為。

要理解羅琳的立場，必須首先了解「性別批判女權主義」。

這種理論的核心信條包括，認為「性」（sex）是生物學的、不可改變的、二元的。所以要嚴格區分「性」（生物學范疇）與「性別」（gender，被視為一套壓迫性的社會刻板印象），以及優先捍衛基于「性」的女性權利。

羅琳反復強調對侵蝕「性」的法律定義的擔憂，對庇護所、監獄等單一性別空間安全性的關切，以及她對「女人」并非一種感覺或身份認同的堅持，都體現了這種性別批判思想。

所以如果你問羅琳是女權主義者嗎，她絕對是。而且她現在成了這個歷史悠久的女權主義分支在全球最著名的代言人。

但艾瑪·沃森是另外一種女權主義者。

沃森的立場經歷了一個清晰的演變過程。她的行動主義始于2014年聯合國的「HeForShe」運動，該運動將女權主義定義為簡單的兩性平等，并明確邀請男性加入。

然而，她的早期行動主義遭到了批評，被指為一種「白人女權主義」，未能充分關照有色人種女性、LGBTQ+女性，及其他邊緣化群體的獨特困境。

沃森立刻公開承認了這些批評，并闡述了自己走向一種更具「交叉性」理解的歷程。

交叉性理論認為，種族、階級、性別認同等不同的壓迫軸線是相互交織的。她對跨性別權利的堅定支持，正是這種經過演變的、包容性的、肯定身份認同的進步世界觀的邏輯延伸。

基于兩種不同的女權理論，我們可以梳理下羅琳和沃森的分別。

羅琳定義女性為一個基于生物學「性」的階層，擁有共同的現實經歷，而且生物學上的「性」是女性受壓迫的基礎，也是女性權利和保護的基石。但沃森認為性別是一種來自個人心理的身份認同，它包括順性別和跨性別女性，所以性別的社會體驗才是最有意義的。

羅琳認為單一性別空間對對生理女性和女孩的安全、隱私和尊嚴至關重要，但沃森認為單一性別空間應該對跨性別女性開放，排斥她們是有害的。

歸根結底，羅琳認為要保護來之不易的，基于「性」的女性權利，而沃森希望保護所有認同為女性的人，特別是最邊緣化的跨性別女性的安全和權利。

所以這場沖突，拋開個人恩怨的成分，它實質上也是兩代女權主義思潮之間的一場戰爭。

羅琳代表了一種植根于第二波女權主義原則的立場，她將女性身體的物質現實，視為父權壓迫的核心場域。她對「性是真實的」的強調，和對「女性」作為一個政治階級的關注，是典型的第二波激進女權主義思想。

相比之下，沃森則體現了第四波、數字原生、交叉性的女權主義，她優先考慮個體身份的確認和對邊緣化群體的包容。

她從普適性的「HeForShe」運動，到反思自己「白人女權主義」的盲點，再到擁護跨性別身份，是第四波女權主義演進的教科書式案例。

羅琳和沃森無法找到共同點，不僅是個人溝通的失敗，更反映了女權主義內部關于其核心主體，也就是對「女性」的定義，出現了根本的分裂。

另外有意思的是，兩人都以個人經歷作為論證的基石，但她們的運用方式截然相反。

羅琳利用她過去的創傷和貧困經歷，來聲稱自己對「真實女性」所面臨的風險有更真切的理解，這種修辭策略，將自己定位為弱勢群體的代言人，并以此反襯沃森只是一個天真的富家女。

沃森則反其道而行之，她公開反思自己作為白人富裕女性的特權，如何限制了她的視角，因此她有責任去傾聽并支持更邊緣化的聲音。

對羅琳而言，苦難賦予了她發言的權威；對沃森而言，特權賦予了她傾聽的責任。

但個人恩怨也好，意識形態分歧也好，都還不是最新這次爭端的全部原因。

我們要回到大環境來分析。眾所周知，2020年5月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后，全球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正義運動。

企業、機構和媒體界，對DEI（多元、公平與包容）倡議和覺醒運動的承諾急劇提升，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文化浪潮。

在這一背景下，支持跨性別包容的語言和政策，被視為社會正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當時的背景下，沃森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放大和認可，而羅琳的觀點則被普遍譴責為跨性別恐懼、仇恨言論，與當時的進步共識格格不入。

她所面臨的強烈抵制，包括粉絲網站與她劃清界限，還有被剝奪獎項，正是覺醒運動巔峰時期的典型現象。

而從2023年開始，針對DEI的強烈抵制開始積聚勢頭。關鍵因素包括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平權法案的裁決、佛羅里達和德克薩斯等州通過反DEI法案，以及企業界普遍縮減或悄然放棄DEI項目。

根據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數據，認為性別只有男女二元的美國民眾比例，從2021年的59%上升到了2023年的65%，也就是說，公眾輿論傾向開始右移。

羅琳本人也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個變化，所以她在文章中暗示沃森最近的和解姿態，不過是一種策略性轉變，因為「對我進行全面的譴責已經不像以前那么時髦了」。

反過來看，沃森對細微差別、對話和包容復雜性的呼吁，如果放到2020年，可能會被激進派認為力度不足，但現在，就更能吸引那些對激進文化戰爭感到厭倦的公眾。

所以羅琳-沃森之爭的公眾態度，幾乎也就是DEI和覺醒運動的晴雨表。

2020年輿論對羅琳的普遍譴責，是DEI文化主導地位的明證。而2025年交鋒引發的更為兩極分化的反應，則直接反映了后DEI抵制時代的到來。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當下對DEI的政治抵制和媒體淡化，有將DEI與跨性別權利混為一談的嫌疑，所有事情被捆綁為單一「覺醒」議程的一部分。

美國的保守派對DEI的攻擊常常明確包含對「性別理論」的批判，而反DEI的州立法，也往往與反跨性別的立法同步進行。這在公眾認知中造成了兩者密不可分的印象。

因此，隨著公眾對企業實施DEI的熱情降溫，這種懷疑情緒使得公眾連帶質疑起先前在DEI框架下推進的跨性別行動主義信條。

羅琳的論點受益于這種混淆，她被視為在反擊整個左翼意識形態包裹，因此獲得了保守派輿論的支持。

但如果細分羅琳的各種觀點和立場，難道她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么？即便她是一個偏保守的女權主義者，但她仍是女權主義者。

我們應當要提防對意識形態的過分簡化理解。

羅琳和沃森之爭，除了簡單的站隊，我們還能有什么立場？

對于羅琳，我其實比較佩服她思想的連貫性，她的立場始終是植根于一個連貫的女權主義理論，并且多年來一直保持一致，盡管這個理論本身有很多爭議和明顯的問題。我也佩服她愿意承受巨大公眾壓力的勇氣，不惜損害自己的聲譽和商業利益。她最關心的，也不是抽象的身份認同主張，而是具體的保護政策，以及女性在監獄等弱勢環境中的現實問題。

但她的措辭和溝通方式，我并不十分贊同，而且她對某些最壞情況的假設，污名化了整個跨性別群體，可能助長了針對他們的恐懼和暴力氣氛。她關于「去變性」和「社會傳染」的說法，是基于一些明顯錯誤的研究，早就受到主流醫學和心理學組織的質疑。

至于沃森，她的立場始終根植于共情弱勢群體的愿望，這無可指責。她一再表達愿意對話的愿望，至于這是否虛偽，因為對話從未舉行，所以也很難判斷她的真實用心。而名人行動主義天生自帶局限性，她除非放棄當一個明星，否則會永遠面臨膚淺、表演性、特權人士的批評。

從最理想的愿望出發，我希望兩位女性和解，但我看不到和解的可能。因為它本質上是兩種不可調和的世界觀在全球舞臺上的展演。

尤其令人感嘆的是，在今天這個兩極分化時代，尋求共識是多么困難。

再考慮到，這兩人甚至都不算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兩個極端，她們的分歧不是左翼和右翼的分歧，而不過是左翼女權主義內部的兩個立場分支而已。

連她們都無法和解，更不要說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