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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方都市報報道一條新聞,說是一名廣東消費者馬來西亞的星巴克店中,遭到了羞辱,店員稱其為笨蛋。
這個場景,讓人不由想起今年夏天越南社交平臺上的一條評論。
那位越南網友是這樣說的,“我確實不喜歡中國,但如果美國把中國踩下去了,黃皮膚的人在星巴克點單都得踮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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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這話,不僅在越南引發了熱議,也在中文互聯網上掀起了震動。

“我確實不喜歡中國,但如果美國把中國踩下去了,黃皮膚的人在星巴克點單都得踮腳。”
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句調侃星巴克柜臺太高的吐槽,可是,星巴克柜臺的高度并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站在柜臺前的那個人,始終無法擺脫低人一等的視角。
他不是因為個子矮才踮腳,而是因為柜臺本就不是為他設計,那是一道隱形臺階,是西方長久以來對非白人種族建立的標準。
18世紀,瑞典博物學家林奈在其《自然系統》中,首次將人類劃分為四個“種族”時,把亞洲人歸類為“黃色”,并在注釋中附上了“病態”“膽小”“缺乏活力”等評價。
這種“偽中立卻實帶貶義”的評價,并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散,反而滲透進了西方社會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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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廣告、電影、電視劇等中,東亞人的形象,要么是埋頭苦讀的理工男,要么就是會功夫的冷面殺手。
這種現象在以前的電影圈非常常見,很多明星去好萊塢,首先要演負面角色。
鄒兆龍,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常威”,在采訪中,就對此現象做出過評價。
而越南人在海外遭遇審視,尤其是在歐美,他們往往被誤認為是中國人,卻又得不到“中國人”那樣由市場體量所帶來的尊重。
星巴克一直以來都是以“自由、包容、多元”的品牌形象自詡,但它的設計、定價、審美等等,卻無不服務于“主流人群”,也就是白人中產階級。
你可以在美國星巴克里看到拉美裔咖啡師,也可以看到黑人店員,但黃皮膚的消費者,尤其是不會說一口流利英語的那種,很可能被無視,甚至被不耐煩地對待。

中國星巴克門店數量達到7758家,占全球的五分之一,還擁有春節限定飲品、庭院式裝修和中文菜單,越南人的星巴克門店不過百來家。
他們感受到的不是羨慕,而是隱隱的不安,那不是某個國家的成功,而是某種人種開始從“被服務對象”變成“市場主導者”的位移。

在越南人對中國的情緒很復雜,那就是“嘴上嫌棄、身體誠實”。
2024年,中越貿易額達到了驚人的2600億美元,這意味著越南每出口100美元商品,就有28美元直接或間接流向了中國。
就在河內通勤最繁忙的一條城市輕軌上,每天有近10萬人次從這條中國承建的線路中穿梭而過。
從軌道基建、信號系統到車輛運營,幾乎全是“中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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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在站臺上候車,看著印有中企標識的列車緩緩駛來,也許心中泛起的不是感謝,而是一種隱隱的不安。
一旦發生沖突,連通勤都可能被“卡脖子”。
那些早晨從北江開出的冷鏈車,裝滿荔枝、芒果、龍眼,一啟動便直奔廣西憑祥,一路暢通,幾乎不需在越南國內做過多停留。
對越南果農來說,中國市場是命脈,每年的收成,得靠中國的“嘴”來決定命運,但對越南媒體來說,這種高度依賴卻顯得“脆弱”。
可即便如此,越南也別無選擇。
在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更是物流樞紐、消費終端,所有想做大做強的越企,終究都要考慮如何“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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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在接受經濟紅利的同時,越南社會對中國的警惕,卻幾乎是本能反應。
比如中國企業在湄公河上游修建水電站,被越南媒體怒斥為“掐水喉”,擔心下游斷水引發農業崩潰;
又比如,中國礦業集團在越南投資開采稀土和鋁土礦,立刻被炒作成“資源掠奪”。
這種“你救我一命,我卻怕你下毒”的心理,在越南輿論中屢見不鮮。
越南人對中國技術的忌憚,來源于對自身底層工業體系的不自信。
中國可以輸出高鐵、5G、AI和電商平臺,而越南目前仍停留在組裝加工階段。
這種能力差異放大了心理落差,就連日常生活中,中國的“存在感”也無處不在。
越南各大手機店櫥窗里,小米、OPPO、vivo占據黃金陳列位,價格親民、性能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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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網紅們用它拍攝短視頻、直播帶貨,許多在TikTok上爆火的“越南翻拍劇”,用的正是中國劇情、中國濾鏡、中國特效插件。
商超貨架上,從牙刷、燈泡到手機殼,“中國產”幾乎構成生活的全部。
但這些產品再好,輿論上卻不肯輕易承認。
有人會一邊使用小米手機,一邊在推特上寫“拒絕中國制造”;也有人在平臺上開直播帶貨,同時將自我介紹寫成“只賣本地良心貨”。
這種“愛恨交織”,不能簡單歸結為“崇洋媚外”或“反華情緒”,它更像是一個小國在夾縫中生存時的本能掙扎。
一方面想借助中國的市場、資本、技術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又害怕過度依賴會“喪失獨立性”,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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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越南曾有過千年“北屬”歷史,被統治的心理陰影至今未散,這一點韓國估計也有同感。
早在郡縣時代,越南深受中華王朝的文化熏陶,幾百年漢字教育、儒家禮制、佛道并行、朝貢外交,無不深深嵌入越南社會。
從李朝到阮朝,從《大越史記全書》到科舉制度,越南幾乎是長期在照抄中國。
正因為這段歷史太深,太久,太密,他們在現代便越是努力與中國“劃清界限”。
1945年,越南宣布廢除漢字,采用拉丁化越語;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爆發,徹底打斷了意識形態上的同路線。
而進入21世紀后,越南青年卻發現,那個他們曾試圖擺脫的“舊宗主”,如今成了整個東亞最成功的文化輸出國。
從《甄嬛傳》到《陳情令》,從抖音到Bilibili,從嗶哩游戲到阿里文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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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越南越是“提防”中國,越顯得自己離不開中國。
美國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喊得震天響,至今投資額還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
日韓雖也是重要經濟伙伴,卻更傾向技術轉移而非市場開放,而真正愿意“打包輸出”完整產業鏈、修高鐵、修云網、修物流的,只有中國。
于是,越南的對華態度像極了一個賭氣的孩子,嘴里喊著“我再也不理你了”,卻又無法脫鉤,既想自主發展,又無法繞過中國這座大山。
這種關系,說到底,不是敵意,也不是友誼,而是赤裸裸的現實。

不可否認,中國,事實上正在重構“黃種人”的全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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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華為在歐洲艱難談判、頂著美國封殺壓力推進5G項目時,很多越南人表面無動于衷,私下卻在追蹤進展。
過去,制定通信標準、信息傳輸協議的權力,牢牢掌握在歐美巨頭手中。
亞洲企業要么作為代工者,要么作為接受者。
如今,中國公司以自主研發的5G技術,與諾基亞、愛立信、思科等公司正面對抗,不再是“抄答案”,而是“出題人”。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不僅產品變了,角色也變了,亞洲終于開始擁有定義全球技術方向的能力。
這還不止,當TikTok的短視頻算法,悄然顛覆歐美社交,年輕人不再沉迷Instagram的精修圖,而是沉浸在15秒一段的視頻中時,好萊塢開始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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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東亞公司,改變了歐美青年的娛樂習慣,這不是輸贏的問題,這是主導權的轉移。
而越南用戶,在這場轉移中既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
更別提那座中國主導建造的“天宮”空間站,在美國長期主導的太空體系中,中國一度是被排除在國際空間站之外的“局外人”。
可如今,美國遞交合作申請時,中國拒絕了,卻向其他國家發出邀請,甚至包括部分東南亞小國的實驗項目。
越南科學界震驚地發現,這一次,不需要翻譯官,不需要美國中介,中國空間站的操作手冊可以直接提供越南語版本。
實驗條件、設備接口、數據接收系統,全部為多國接入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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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空前的平等,由一個黃種人國家發起、設計、運行的太空平臺,居然愿意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享科技成果。
這一切,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越南人的世界觀。
他們開始意識到,原來所謂的“踮腳”,不是他們自身的問題,而是這個世界的“柜臺高度”從一開始就不是為黃皮膚人設計的。
而中國做的,不是墊高自己,而是試圖把柜臺往下拆一點,讓更多非西方國家有機會夠得著。
其實,這不是越南一個國家的焦慮,日本也曾面對過這種陣痛。
明治維新后,日本決意“脫亞入歐”,用百年時間去洗掉“黃種”烙印,換來的是西方的表面接納與內在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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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當中國在不“脫亞”的前提下贏得世界注意,越南自然會震驚,也自然會警覺。
因為他們終于明白,原來“黃種人”不是天生卑微,是過去沒有實力可以被尊重。
而中國的這些改變,不是為了登上新王座,而是為了讓黃皮膚,不再踮腳。
真正的反擊,不是抬頭叫囂,而是用實力砸低那道柜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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