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漫漫,所有的人難免遇到個人與集體之間利益權衡。而此時,民族大義恐怕是最高準則和終極標尺。個人理想、利益若與民族命運相悖,便如無源之水。唯有以民族大義為先,將個人選擇融入民族復興洪流,生命才具厚重價值,個人理想方能真正實現。反之即便留名,也無非遭人唾棄的反面丑類。一如九一八事變前,民國吉林地方政府中的一眾要員,在選擇投降附逆與否之際,因信仰追求不同,即產生了涇渭分明的結果。
九一八事變前,民國吉林地方政府為“兩套班子”: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即所謂軍、省兩府,當時,張作相擔任副司令兼省政府主席。副司令長官公署的參謀長是熙洽,秘書長王寶善,兩個秘書是張燕卿和榮孟枚,吉林軍械廠廠長是毛銳階。省政府主要官員包括顧問魁升;秘書長潘鶚年;委員誠允;民政廳長章啟槐;財政廳長榮厚;建設廳長孫其昌;農礦廳長馬德恩;教育廳長王世選;省警務處長王之佑;永衡官銀錢號總辦劉鈞;駐哈特派員鐘毓等。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張作相因其父過世,赴錦州辦喪,當時吉林省軍政事務主要由熙洽代理。根據抗日將領馮占海回憶:9月21日,熙洽召集省城各廳、處、科主要負責人開會,聲稱不日約多門師團長到吉林市,和平交涉吉省的中日事件。雖未明確表態投降,但其降敵心思已顯而易見。熙洽的提議當即遭到與會的省府委員誠允反駁:“約日軍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險。”
非但誠允,抗日派人物潘鶚年也不同意熙洽的提議(吉林偽組織成立后,潘曾送熙菊花兩盆,并寫詩兩首,諷勸其不要變節,熙頗為不滿)。王世選、章啟槐、馬德恩、王之佑等人也認為日本人狼子野心,此次進犯長春有更大的圖謀(王世選《我與張作相的接觸》記載這次會議發生在9月22日,應有誤),苦勸熙洽多加考慮。面對眾人的反對,熙洽置之不理。建設廳長孫其昌、吉海鐵路總辦李銘書、前第十五師參謀長郭恩霖等10余名親日派更是積極附和熙洽“日軍打不得,和平交涉為上策”的謬論。由于兩派人物意見相左,會議最終不歡而散。
在這次會后,隨著熙洽投降日寇的想法已圖窮匕見,與會吉林省要員們在民族大義前,各自取舍,隨之分為抗日和親日兩派。誠允在會后即前往哈爾濱,后輾轉流亡關內。其余反對熙洽意見的政府要員或離開吉林,或辭官賦閑,當然也有一些人最終墮落為助紂為虐的漢奸走卒。
回望九十四年前的這段歷史,與會者在會前和會后的命運選擇,以及這些人在歷史上的價值和位置,對行進在人生道路的現代人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的鏡鑒。
在此選擇當時參加會議者的照片,分享給愛好地方歷史的朋友們。很遺憾沒能查找到潘鶚年(字曙聲 江蘇武進人,別號楊秋)、章啟槐、王世選的照片。
其中反對熙洽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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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允(?—1946年),號折中,瓜爾佳氏,遼陽滿族正黃旗人(一說正紅旗),曾任吉林省民政廳長、吉林省政府主席之職。九一八事變后流亡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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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恩(1876—1958),字綸閣,吉林省雙陽縣人,曾任吉林省實業廳長、農礦廳長。九一八事變后,拒絕接受偽職,以變賣家產維持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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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升(1862—1932),字星階,吉林永吉人,滿洲鑲紅旗他塔喇氏,漢姓唐。清末民初官員,歷任黑龍江財政廳廳長、奉天省代省長、吉林省省長等職。九一八事變后拒絕日偽拉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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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佑(1893—?) ,字立三,奉天府寧遠(今遼寧省興城)人。九一八事變后附逆。
熙洽及支持他的與會者,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均入職偽政權,成為日寇的幫兇。部分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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