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21歲的秦國孝公即位時,因為連年征戰,國力大弱,老百姓窮困潦倒。
接壤的楚國、魏國都已發展成為強國,黃河、崤山之東還有其他強國環伺,淮河、泗水流域也有十幾個小國林立。
弱秦就像落入餓狼陣中一樣,隨時都有被吞并的危險。于是孝公發奮要變法修政,以圖強國。
于是,孝公向各國發出了一份誠心意切的求賢令。表達出對賢才的渴望,對強國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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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看到求賢令,便西行入關,決意輔佐孝公。
商鞅是戰國時期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法家提出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思想,講究的是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
商鞅本來在衛國相國公叔痤手下任職,公叔痤認為商鞅雖然年少,但是個治國奇才,一直向魏惠王推薦。魏惠王猶豫不決,公叔痤便說:“如果君主不愿重用商鞅,我建議您早點殺掉他,萬一被別國所用,對我國定是大害。”
公叔痤愛才,又怕魏惠王真的殺掉商鞅,便又勸商鞅趕快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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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笑著說:“國君沒有聽從您的建議使用我,自然也不會聽從您的建議來殺我。
果然如同商鞅所想,魏惠王認為公叔痤一定是病的糊涂了,又是想重用商鞅,又是勸殺死商鞅,和下人說,這公叔相國糊涂到這樣的地步,真是可憐啊。
所有的變法都是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同樣,秦國想變法,也一定會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礙,甚至會出現流血、犧牲。
面對變法的重重阻礙,商鞅勸諫孝公說:對普通的老百姓來說,是沒有必要和他們商議決策性的意見的,只需要讓他們享受到成功的利益,他們自然就會贊同。所以說“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
以甘龍為首的頑固派則認為:法不輕變,要使用老百姓都熟悉的規矩,才能保證國家的安全和民心的穩定。
商鞅說:“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商鞅的認知,很明顯的高于很多人。他認為,人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己所學的知識、經歷,如果不突破認知思維,這類人很難開創大業。這個世界上,聰明的人制定規則,愚笨的人被聰明人和他們制定的規則管理。賢能的人懂的因時、因事而作出改變和調整,無能的人才會因于舊的習俗,因循守,不得變通,沒有進步。
孝公大贊,于是制定出關于“犯連坐”、“重軍功”、“罰私斗”、“重農耕”等變法的內容。變法和新政在很多方面都限定了貴族享受的利益和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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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信于民,展示出新政府的誠信的態度和變法的決心。商鞅讓人在國都南門豎立一個三丈的木桿,張貼告示說:能將此木桿移到北門的人,就賞賜十金。老百姓不信,也沒有人愿意去搬;于是重新告示:可賞賜五十金。有一個小年輕半信半疑的將木桿扛到北門,立刻就得到了五十金。老百姓開始對新政府建立信任!
新法執行以后,因為法律嚴苛,不少老百姓甚至是王公貴族都受到了法律的嚴審。比如,因為太子犯錯,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被判割鼻,另外一個老師公孫賈被罰臉上刺字。
非議變法好還是不好的民眾被判定為“刁民”,驅趕到了邊疆戍邊,這還有誰敢犯法呢。
于是,新法執行了十年之后,因為統一了度量衡,成立了郡縣制,廢除了景田制度,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升。秦國出現了: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的太平風氣。同時呢,為國、為公作戰者勇,民眾不敢私下內部斗毆,秦國的國力和戰力迅速增強。
在《資治通鑒中》,作者司馬光也發出了感慨:“信譽”是一個國君最重要、最美好的品德。國家靠人民保衛,人心靠執政者信譽而穩固。真正的王道就是“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國不欺其民,善家不欺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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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現了“上不信下、下不信心、上下離心”的情況,就一定會一敗涂地,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了。
“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這四位國君才是信譽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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