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我系“牛鼻繩”的人

□王治剛

我上學那會兒，沒有幼兒園，也沒學前班，年滿七歲直接上本村小學一年級。入學前幾天，院里有幾個大人嚇我：“到了學校，老師會像拴小牛一樣給你拴根鼻繩！”我嚇得夜里攥緊母親的衣角。

直到真正走進學校，遇見袁洪炳老師，才知道自己的擔憂純屬多余。袁老師五十歲出頭，總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領口沾著粉筆灰，卻扣得一絲不茍。他見誰都笑，眼角皺紋擠成兩道彎，手里那本卷了邊的課本，仿佛裹著好光景。

那時的村小條件簡陋，低年級老師要“包班”。袁老師從一年級把我們教到三年級，語文、數學兩門課全包，偶爾還會教我們唱跑了調的《東方紅》。他嗓門大，尾音總飄著顫兒，我們跟著他扯著嗓子吼，就算跑調，也從沒見他惱過。體育課更簡單，大家搶一副掉了漆的乒乓球拍就玩得不亦樂乎，他則蹲在旁邊抽旱煙；誰輸了球哭鼻子，他就從口袋里摸出一塊皺巴巴的水果糖遞過去。后來我們才知道，那些糖本是他給孫子買的，自己舍不得吃，全塞給了我們。

袁老師上課總捏著一根磨得光溜溜的斑竹棍，用來“教訓”不聽話的學生。聽寫生字時，錯一個字就打一下手心，可他每次都高高舉起棍子，落下時卻又輕輕的。班里的小國總寫錯“聚”字，有次被打了二十下，還被罰抄三十遍。那次，小國委屈得很，眼淚泡糊了字跡。袁老師坐在旁邊改作業，從懷里掏出個烤紅薯，掰一半給他：“吃完再寫。”后來小國考上了中師，畢業后回到這所村小當了一名老師。沒想到，正趕上袁老師退休。師生二人竟如此巧合地完成了教鞭的交接。

最難忘是學校的升旗儀式，學校的旗桿是磨光的杉木，國旗邊角都起了毛邊，袁老師卻把它當寶貝。升旗的前三天，他開始選人，教護旗手走正步“要像踩田埂一樣穩當”，教升旗手拉繩子要“慢些，再慢些，讓國旗順風走”。儀式上，他總站在最前面，目光炯炯；唱國歌時，他的聲音又亮又突兀，卻沒有一個同學敢笑。他望著國旗升起的神情，讓我們打心底覺得，那面舊紅旗比過年的新棉襖還金貴。

有一次，鄉中心校的校長來校觀摩教學，袁老師特意組織了一次“茶山奪旗比賽”。他把數學課搬上茶山，分組搶旗，答對一題前進一步。我們組有個女生算題慢，大家圍著她一起講思路，袁老師則坐在一塊青石上，用粉筆在石頭上寫滿了算式。最后我們組贏了，我高高舉起紅旗，不停地揮舞，同學們也跟著大聲歡呼。袁老師拽著校長的胳膊，激動地喊：“您看，孩子們多靈！” 那次活動，成了我童年里最難忘懷的快樂時光。

此刻，我又想起上學前院里大人說的“上學會被老師拴牛鼻繩”的事。小時候怕被“拴”，后來才慢慢懂：袁老師從沒有過“拴繩”的念頭，他是把規矩、體面悄悄系進了我們心里。就像給學步的牛犢牽一根軟繩，那不是束縛，是引著我們往亮處走、往正路上走。那“繩子”，是他教我們升旗時說的“慢些”，是罰我們抄字時強調的“寫端正”，也是遞烤紅薯時藏著的“幫襯著”。

小國后來告訴我們，袁老師退休后兩年就患肺癌永遠地離世了，他走的時候還問起我們班，說“那屆娃心齊，聰明娃多，今后有出息的孩子肯定不少。”這些年，我總會在某個寧靜的傍晚想起他。夕陽落下時，恍惚又看見他站在講臺前讀課文的樣子，他把“春天”讀得像真開了花，把“故鄉”讀得就像擺在眼前。

掐指算來，袁老師已離開我們快二十八年了。可每當我寫“聚”字、看國旗升起，總會想起他攥繩的手、茶山蹲寫的身影。原來“牛鼻繩”早已化成心秤，讓我們不管走多遠，字總寫得端正，人總做得踏實，日子也總過得熱氣騰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