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銘不會長出國家：〈紐約宣言〉與巴勒斯坦建國的三顆腫瘤

紐約宣言在加沙廢墟上的三顆腫瘤：哈馬斯、定居點與代表權真空

聯合國大會第80屆會議以142票贊成通過《紐約宣言》，這并非和平的凱歌，而是文明世界在道德懸崖邊緣的一次集體自救行動。142張贊成票將《紐約宣言》推上聯大講臺，卻無法掩蓋三個核心問題：被哈馬斯暴力襲擊摧毀的以色列平民、被以色列炮火掩埋的加沙兒童、以及被定居點水泥封堵的巴勒斯坦建國之路。9月12日的投票結果宛如一場精心編排的文明表演——它先給哈馬斯釘上“恐怖”標簽，再給以色列貼上“占領”印記，最后由巴黎、利雅得等國合唱“兩國方案”的老調，仿佛只要票數足夠高，就能把加沙的廢墟唱成國界線。

宣言要求“立即無條件停火”，卻忘記了戰爭從來不是聯合國筆桿子所能叫停的。10月7日屠殺發生后，以色列國內共識只剩一個字：殺。任何政府若在“剿滅哈馬斯”前按下暫停鍵，都將被憤怒的選民撕碎；哈馬斯則依靠尸骸籌集資金，停火意味著失去伊朗的金流支持與道德光環。于是以色列拍攝面粉卡車運送的畫面，哈馬斯拍攝老人質視頻，聯合國機構負責在鏡頭前遞水。目前來看在完全鏟除哈馬斯前似乎看不到停火的可能性，這也宣言陷入尷尬無力的境地。

宣言中的“兩國方案”慷慨地劃定了1967年邊界、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集體安全機制。但現是地圖上700多個猶太定居點擴散在西岸C區，70萬以色列人、2000公里隔離墻、165塊巴勒斯坦飛地早已將“國家”切割成瑞士奶酪狀的碎片。今天即便摩西復生，也無法在不動用推土機強拆猶太人房屋的前提下，拼湊出一塊能連續行使主權的巴勒斯坦領土。所謂“反對單邊改變現狀”已成定居點既成事實，未來任何以色列政府若想拆樓退地，都將面臨國內各派猶太勢力的內戰風險。

關于哈馬斯的條款是宣言中最鋒利的手術刀，卻找不到執刀之人。聯合國首次以壓倒性多數要求“解除恐怖組織武裝并排除治理”，但誰來執行繳械？于是“去軍事化”淪為一句全球北方對阿拉伯世界的禮貌威脅：要么你們自己掐死哈馬斯，要么繼續承受轟炸。更辛辣的是，宣言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視為替代政府，卻忘了這個政權早已腐敗成西岸的“合作政府”——年輕人視其為以色列外包的收費站，選票靠老衛兵維持，槍桿子依賴以色列許可，財政靠歐盟發工資。無法凝聚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團結與力量，又談何成為加沙的替代政府？

國際社會責任部分是整場秀的謝幕燈光：142國呼吁承認巴勒斯坦國，卻無人提及承認之后的具體措施——誰給它邊防？誰給它海關？誰給它貨幣與頻譜？以色列控制約旦河西岸B、C區口岸，控制加沙海空，控制耶路撒冷自來水管網，掌握著巴勒斯坦的生死開關。投票承認就像給囚犯發護照，卻忘了監獄大門的鑰匙始終在獄卒兜里。

于是回到最尖銳的問題：巴勒斯坦建國到底卡在哪？

第一顆腫瘤是哈馬斯。只要這個以滅絕猶太人為憲章的組織仍握有槍桿與慈善網絡，任何國家——包括阿拉伯國家——都不敢將真正的主權交給加沙。建國意味著壟斷暴力，而加沙的暴力目前被伊朗遙控。不鏟除哈馬斯，巴勒斯坦國永遠只是恐怖主義的遮羞布。

第二顆腫瘤是以色列的定居點—高墻綜合體。它不只是搶地，更是政治人質工程：每新增一套公寓，就在以色列選民心里埋下一枚“撤離即內戰”的地雷。今天讓以色列拆定居點，比讓美國拆步槍還難——后者只需國會投票，前者需要內戰流血。

第三顆腫瘤是巴勒斯坦民族代表權的真空。法塔赫已老，哈馬斯極端，年輕草根在社交媒體直播反以、在卡塔爾領救濟，卻無人能把散居難民營、西岸城鎮、加沙地道、耶路撒冷貧民區的四百萬巴勒斯坦人重新編織成同一個政治民族。沒有代表權，就沒有談判對手；沒有談判對手，就沒有可執行的協議；沒有協議，聯合國決議就是寫在廢墟上的悼詞。

文明的底線很清楚：哈馬斯必須被解除武裝并政治邊緣化，以色列必須停止擴建并退回可談判邊界，巴勒斯坦必須誕生一個廉潔、統一、有治理能力的領導核心。做不到這三點，142張贊成票只是道德自慰；做到了，和平仍需血與火的清算——只是那時流血的應是恐怖分子、占領者與腐敗政客，而不是平民。

《紐約宣言》的偉大，在于它首次將“譴責哈馬斯”與“反對占領”同時寫進同一頁紙；它的無力，在于它仍幻想用掌聲代替推土機、用投票代替繳械、用宣言代替內戰。和平不是聯合國的紙面作業，而是中東沙漠里一場遲到的政治外科手術：先切掉哈馬斯的火箭彈，再切掉以色列的定居點，最后切掉巴勒斯坦自己的腐敗與分裂。手術臺已備好，麻醉劑卻無人敢打——因為真正的麻藥，是權力、利益與血。在此之前，所有“和平決議”都只是加沙廢墟上的墓志銘，而墓志銘，不會長出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