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山水類自然景點名稱的體認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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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天翼教授曾基于體認語言學提出體認地名學，并運用互動體驗和突顯轉喻解釋地名的命名理據，但研究未結合語料詳細探索體驗與認知規律。本文以自建的1,190條中國山水類自然景點名稱語料庫為基礎，運用突顯認知域構成地名命名模式對語料進行定性定量分析，詳細考察景點名稱形成的知覺體驗和文化體驗動因、所有名稱的命名模式以及突顯知覺能力傾向選擇的命名模式，發現身體和空間即為體，命名模式即為認，即體認地名學的基本原理。本文為體認地名學的闡釋力提供更全面的佐證，對中國地名文化的深入理解亦有裨益。

關鍵詞：地名命名；自然景點名稱；體認地名學

1.引言

自然景點一般指未經人類活動改變的可供人們參觀的陸地、水域、地勢及自然動植物所構成的自然地表景象（杜飛豹 杜寧，2005）。自然景點名稱，尤其是水文地名和山岳地名，作為地名學的主要研究范疇之一，其命名的認知動因引起國內外語言工作者的極大興趣。國外學者側重以語料的方法從認知語言學的轉喻和隱喻角度，分析山岳名和水文名的名稱類型及命名理據。在上述研究中，尤以Reszegi的系列研究最具影響力。Reszegi（2010）構建匈牙利早期山岳名語料庫，發現轉喻的決定作用，且常以單一成分名稱形式出現；Reszegi（2022a）結合歐洲多國語言語料，對地名轉喻類型進行細化，并指出不同語言山岳名和水文名的常見轉喻類型；Reszegi（2022b）以匈牙利隱喻地名為語料，詳細分析隱喻源域、目的域類型及頻率，研究斯洛伐克隱喻水文地名的意象映射的基礎。

國內學者也基于語料庫以認知語言學的多理論融合模式研究山水類自然景點名稱。龐陳婧彧（2010）將事件域認知模型（ECM）、突顯原則（Salience）和隱轉喻（Metaphtonymy）整合建構ESM命名模式，分析中國山水類自然景點的生成機制。以上研究證實用語料進行山水類自然景點名稱研究的合理性和適切性，但對認知的身體和文化來源認識不夠，體驗和認知關系有待挖掘，用上述理論闡釋名稱難以全面展現本質。因此，王天翼（2023a）基于體認語言學提出體認地名學，用互動體驗和突顯轉喻機制解釋地名成因，但突顯的知覺體驗和文化體驗情況如何、地名的轉喻認知方式有何規律、體驗與認知是如何制約等問題，還需借助語料分析進一步探討。

鑒于此，本文從體認地名學視角，以自建的中國山水類自然景點名稱語料庫為基礎，運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嘗試解答這三個問題，旨在揭示景點名稱的體認成因，充分描述本質特征，增強地名文化建設，提升中國地名故事的講述能力，為實現地名文化的推廣普及提供參考。

2.體認基礎

本文認為，地名的形成反映命名者身心一體的體認過程。命名者在感知環境時受所處群體文化背景影響，會自動選取記憶中印象最深刻、最接近于環境突出特征的事體或動作，認知域體驗。突顯的認知域在命名者突顯知覺能力的作用下，被組合成不同的命名模式。最后，整合后的命名模式以部分代整體的方式，指代地名整體事件域，并被命名者以語言進行固著。整個命名過程遵循“現實（地理實體的體驗）—認知（命名模式的認知）—語言（具體地名的形成）”的原則。

學界鮮有將地名的體認理據結合語料分析的相關研究。山水類景點名稱作為地名學關注的熱點之一，對其進行描述和解釋有助于構建更為普遍的地名解釋路徑。本文以《中國景點目錄》和《中華旅游通典》中出現的1,190條山水類景點名稱為語料，對中國自然景點名稱進行定性定量分析。

3.語料搜集與描述

3.1 語料搜集

本文選取《中國景點目錄》和《中華旅游通典》兩本旅游百科全書（林眾，2004）中出現的中國三十四省市自治區所有山水類自然景點名稱為研究對象；并選取通名為“山”“峰”“巖”“峽”“嶺”“崗”“岸”“島”“崖”“嶼”“岔”“峪”“崮”的山類景點名稱，通名為“溝”“洞”“海”“湖”“池”“江”“河”“澗”“沙漠”“渡”“瀑”“灣”“溪”“泉”“源”“潭”“灘”“水”“淀”“蕩”“溫泉”“洲”“淖”“泊”“泄”“潮”的水類景點名稱構建封閉語料庫，并按照地名的部首、地理實體類型、突顯的認知域類型、命名模式等對語料進行標注與賦碼，為理論分析提供數據支撐。

3.2 語料描述

本文語料中最核心的要素為認知域，用英文大小寫字母進行標注，見表1。動作認知域用A表示，分為三類，A還包含分類性信息D。B表示事體，包括物理實體、空間、非物理實體等突顯認知域。I（Ingredient）指山、水類景觀，部分用“數詞+組成成分”的景點名稱直接用I表示，如浙江省的“五泄”；由景點衍生的屬性，如顏色和氣味等用B的分類性信息C表示；O（Object）指具體事物；P（Place）指具體地點；P’（Virtual Place）指虛擬地點；F（Figure）指與景點有關的歷史人物；a（Virtual Animal）指虛擬動物；E（Emotion）指人們給景點賦予的情感；t（time）指自然景點形成的時間。

認知域源于體認者運用身體結構所構成的知覺能力對外在世界的特征進行前概念（preconceptual）的身體體驗。Evans和Green（2006）和Evans（2019）詳細列舉部分基本認知域并分析產生這些域的主觀（內感受器）經驗和外部（外感受器）經驗。基本認知域直接來自感知覺經驗，不可再分。基本概念域會形成更高一級的概念即抽象認知域（Langacker，1987）或概念復合體（Conceptual Complex）。基本認知域和非基本域都按照維度進行組織，如顏色域分為亮度、色調和飽和度，數詞則是按照單一維度組成的非基本域（Langacker，1987）。眾多基礎域及維度形成一個復雜的域網絡即域矩陣。

我們通過分析地名語料補充上述學者關于認知域的研究，體現為空間域的三個維度，味道和動作基本域；數字、形狀和位置非基本域；物理實體、歷史人物、虛擬動物和虛擬地點域矩陣（見表2）。所有認知域都由人體的知覺能力確認和識別，并且集中在視覺、觸覺、動覺和本體感受器上，因為空間認知域是人類形成其他一些認知域的基礎，空間來自視覺和觸覺的外感受器的感知，還有皮膚、肌肉和關節的傳感器關于運動和位置的本體感受。空間又分為不同維度，如地點、方向和距離等。時間是基于空間化的具體經驗建構起來的基本域。“英語使用者主要用水平術語談論時間，而漢語使用者用水平和垂直術語談論時間。”（Gibbs，2005）情感牽涉知覺符號的感知，人們對美的理解不僅依賴對事物的外在觀察，還取決于其他感受，是動覺的，單詞“emotion”來源于拉丁語“e-”（出、外）和“-movere”（移動）。它又經常需要通過觸覺來表達，如果孩子正在傷心哭泣，輕柔地撫摸會立刻平復其情緒。它還源于通過神經信號和身體內環境的血流信號獲取的內部感受，如人緊張時，體內的交感神經系統會引發血液循環加速、心跳加快、體溫升高等身體反應。

此外，我們補充非基本域以及域矩陣認識后指出：數字是人們將客體特性經驗內化為運演形式并以符號形式表達的結果。數學符號的概念來自日常生活對物體進行分組和部分-整體結構的經驗、對于空間和時間上距離的經驗，以及對移動和位置的日常實踐，因此數學也是體驗的結果（Lakoff & Nú?ez，2000）。物理實體不是一個基本域，而是基于物質、形狀和位置所構成的域矩陣（Croft，2006）。物質的感受來自視覺和切身的觸覺。形狀和位置是基于基本域建立起來的抽象域（Croft，2006）。非物理實體也來自復雜的域矩陣。歷史人物來自對時間和空間都不在場的人的體驗，人的概念來源于物理實體域、生物域、意志主體和情感等許多其他域聯合為基體的突顯（Croft，2006）。其他如虛擬動物和虛擬地點的非物理實體，也源于對現實世界動物和地點的體認所產生的可能世界對應事物的想象（王天翼，2023b）。總之，認知域形成的概念意義反映感知事物的特征以及人們組織感知事物的方式。認知域在地名語料中又分為側顯認知域和基體認知域，側顯認知域被作為種差，用以認識次突顯的、表明地點屬范疇的基體認知域，反映人們體驗環境后發現的地點的知覺和文化特征。

3.3 景點名稱的知覺體驗和文化體驗闡釋

3.3.1 側顯認知域選擇原因

自然景點名稱的種差即側顯認知域，是命名者在文化背景下進行知覺體驗形成的。側顯認知域的選擇由其相對突顯度決定，而實體的突顯度則由知覺和文化因素構成的認知原則決定。

3.3.1.1 知覺體驗

側顯認知域的選擇順序，反映以人為中心的知覺體驗的順序。側顯認知域分三種并且數量呈現如下趨勢：事體域>基體認知域的分類性信息形成的其他認知域>動作域。前兩種認知域在類型上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異，它們的共性在于都屬于表2所列的基本域及其維度，其差異性則表現為部分事體認知域屬于域矩陣，而部分第二種認知域屬于非基本域。前兩種認知域都是景點內相對穩定的認知域，因此最易被人們感知，數量較多；動作域雖屬于基本域，但由于其轉瞬即逝的特性，較難被命名者覺察，數量較少。

事體認知域有10種以上，按照出現頻率排列如下：人>地點>動物>自然現象>植物>建筑物>情感>物產/自然物質>娛樂活動以及道具>工具>時間。人的占比最高，比例超過地點、動物和自然現象，為11.3%。可見的自然現象、植物、物產等數量又超過不可見的情感和時間，因具體的事體比抽象的事體更具有心理上的可及性。上述所有事體認知域的排列順序符合Langacker（1993）提出的決定實體突顯程度的認知原則：人>非人；具體>抽象；可見>不可見。

由基體認知域的分類性信息組成的側顯認知域有10種，出現頻次如下：形狀>顏色>數字>方向>位置>聲音>溫度>氣味/距離>味道，體現人們從近到遠，從具體到抽象的認知規律。規則形狀是山和水最突顯的屬性，通常被隱喻認知方式作用，此類景點名稱占所有以形狀為側顯認知域名稱的76.0%。在所有以顏色為側顯認知域的名稱中，綠色和白色加起來出現占比為51.5%，因山以樹為蓋，水以樹為鄰，而冬天的山水以雪為被。數字“三”出現的頻次最多，占比19.1%，因“三”常用以描述某種地理特征的重復或組合，如“三峽”，“三”還和“峽”押韻，增強了名稱的韻律感。位置認知域中“中”出現的頻次最多，如“天心巖”，其名稱來源于該峰位于武夷山景區的中央位置，不僅體現了其地理特征，還蘊含了國人對中心位置的重視。方向認知域中“西”和“南”最為常見，因中國地勢西部多高山，南部氣候溫潤，降水充沛，多河流、湖泊。在所有聲音為側顯認知域的名稱中，鼓聲最常見，占比為27.3%，因沿海的巖石在海浪的拍擊下會發出如鼓一樣的聲音，這類景點也常被賦以“鼓+基體認知域”的名稱，反映了人類對自然聲音的直觀感知。

動作認知域包含真實動作和虛擬動作，真實動作的數量遠多于虛擬動作，真實動作的施事體為人或動物，兩者數量大致相等。人通過身體行動體驗著外部世界，動作域“藏”“渡”“當”“游”“慶”“鳴”出現頻次較高且均和景點內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有關；動物施加動作常為“鳴”“棲”“藏”“跳”“跑”，“鳴”，突顯相對安靜環境下的鳥叫聲，“棲”和“藏”表明動物的天然庇護所，“跳”和“跑”則反映動物常見的運動方式；虛擬的動作域中，“相思”和“浮”出現頻率最高，且均和自然景點側顯認知域的形狀有關。動作域的分類性信息較少，如“重”“徐”表明動作的方式。

3.3.1.2 文化體驗

側顯認知域的選擇還和文化體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根據Panther和Radden（1999）的觀點，人們選用側顯認知域時也遵循文化偏好原則，傳統的總是優于不傳統的；重要的優于不重要的；常見的優于不常見的；理想的優于不理想的；基本的優于不基本的，等等。上述文化偏好在本文語料庫中出現的比例如下：常見的（78.6%）＞傳統的（24.0%）＞重要的（16.4%）＞理想的（7.7%）＞基本的（4.5%）。

第一，常見的特征是景點命名的重要原因。景點常見特征及比例如下：形狀（25.5%）＞自然現象（15.8%）＞顏色（10.9%）＞地點（10.3%）＞植物（5.1%）＞方向（4.4%）＞建筑（3.5%）>物產/位置（1.0%）＞溫度（0.6%）＞氣味/距離（0.2%）＞味道（0.1%）。例如，湖南的“湄江”因河岸有自然物質水草而得名，因古人多用湄表示水岸，據《說文解字》述：“湄，水艸交曰湄。”（許慎，1987：232）又例：河南的“王屋山”與中國封建王朝文化有關，因山形如建筑王者車蓋得名，相傳該山還為軒轅黃帝得道之所，即道教鼻祖老子李耳及各方善士問道之處，因此王屋山被譽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

第二，景點名稱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占比為：（1）宗教信仰文化（13.3%）；（2）自然神崇拜文化（6.4%）；（3）民族文化（2.9%）；（4）陰陽五行文化（1.4%）。首先，宗教文化包含儒教（7.7%），佛教（4%）和道教（1.6%）文化。儒教地名為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下的美愿地名，即上述文化偏好中的理想地名。如河南的“昭平湖”的昭平意為平安祥和之意；佛教地名如山西的“觀音洞”因觀音在此修煉而得名；道教地名如浙江的“朝真洞”相傳為道教黃大仙修煉之處。其次，自然神崇拜文化則包含對毫無確定概念的動物的一種神靈崇拜，此類動物為中華祥瑞文化的化身即龍（6%）和鳳（0.4%）。如廣西的“龍隱洞”因神龍隱匿于此破壁而飛的傳說得名。再次，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中國的游牧（1.2%）、農耕（1.1%）和漁獵（0.6%）民族文化地名。如內蒙古的“草原湖”是典型的游牧地名，因游牧地名通常以草原和植被命名（牛汝辰，2018）；湖北的“神農洞”因中華民族農業之祖神農氏上山采藥發現而得名。最后，“陰陽五行觀念是中國人認識自然、解釋自然最原始的觀念”（李國新，1991：101）。陰陽的概念被祖先們用以理解山和水的方向以及日照之間的關系，因此先民們制定出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的原則。例如，安徽的“華陽洞”因位于華山的南面而得名，此類地名只有一條。五行的數字“五”因具有豐富的哲學內涵常被用于景點的命名中，如浙江的“五泄”，類似的名稱數量多達16條，比例為1.3%。

第三，景點內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命名理據之一。人們常突顯人物活動和名流賢達而命名，此類名稱數量為195，比例為16.4%。如重慶的“歌樂山”因大禹會諸侯于涂山，召眾賓歌樂于此而命名。

第四，基本指范疇成員中的基本范疇被轉指整個范疇，此類地名出現的數量為53，比例是4.5%。Panther和Radden（1999）以表達“I’ve told you a hundred times.”為例，說明基本數字a hundred轉指several times的非基本的約數，本語料庫中景點名稱常用中國文化的吉數和準吉數“百”“千”“萬”（殷莉 韓曉玲，2004）的基本數表示許多的概念，如北京的“百花山”、遼寧的“千山”和云南的“萬松山”。

3.3.2 命名模式

側顯認知域和基體認知域進行任意組合便構成命名模式，并被命名者用以轉指自然景點事件域。命名模式透明地反映命名者的體驗來源和認知方式。筆者通過窮盡性調查，發現本語料庫內一共有51種命名模式，所有命名模式都以“I”結尾，代表命名模式的核心要素，即基體認知域，表明了名稱所屬的范疇（見表3）。為了區別不同的基體認知域，人們最常借用一個側顯認知域體驗整個自然景點，由兩個認知域構成的命名模式數量為819，占比68.8%，側顯認知域則為景點內的物理實體，隱喻的源域和景點有關的歷史事件的人物，景點所處的地點，通過景點傳遞的情感，景點內動物或人施加的動作以及景點形成的時間。在所有模式中，只有一個認知域構成的模式“I”排名第二，占比為15.5%，該模式表示顏狀、溫度、氣味、味道等認知域也可作為突顯特征來體認。以三個認知域構成的命名模式數量為185，占比15.5%，說明景點內側顯認知域為兩個的情況較少，概因人們注意力分配和認知加工的有限性。此類命名模式中，物理實體“O”的數量最多，說明人們最常感知到和景點相關的植物、動物、建筑物、物產及其他，并和感知到的其他側顯認知域一起認識景點。以四個認知域構成的命名模式數量很少，只有1條，說明這種命名模式消耗的認知努力最多，最難形成。

3.3.3 命名模式與突顯知覺能力關系

命名模式中的側顯認知域及維度，反映命名者在感知景點時最為突顯的知覺能力。筆者通過調查發現，所有命名模式對應的突顯域數量呈現如下趨勢：域矩域>基本陣>非基本域。域矩陣包含臨近身體的物理實體認知域和以現實為基礎的非物理實體認知域，由于人以身體為基本參照點對外界進行感知，數量最多，基本域的感知過程相對簡單直接，其數量位居其次，而非基本域的感知相較上述兩種認知域，則更為間接，數量最少，見表4。

此外，筆者還發現空間域對應的命名模式排列第一，除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和動覺，其他感知能力的體驗基礎均為空間域。說明人類的認知是基于對空間的理解之上，由空間到其他語義域的道路通過互動等方式逐步發展起來的。所有突顯感知能力對應的命名模式中“OI”組合方式權重最大，最為典型，因O表征鄰近身體的物理實體，證明身體是體驗的核心。形狀感知能力對應的命名模式最多的是“ST”，說明景點的形狀常借助隱喻認知方式進行體驗。非物理實體感知能力對應的命名模式中數量最多的為“FI”，表明命名者經知覺體驗后發現景點的所有特征感知不顯著，便在文化場域內選擇發生故事的歷史人物作為突顯概念進行認知加工來命名。動覺對應的命名模式多由三個要素構成，因動作常伴隨施事體和受事體出現并組成主謂賓構式進行名稱表征，如北京的“雁棲湖”，因每年春秋兩季常有成群的大雁來湖中棲息而得名。視覺、觸覺、嗅覺、位置和數字感知能力對應的命名模式中數量最多的為“I”，表明顏色、溫度、氣味、位置和數字等景點主要成分的屬性可作為區別性特征單獨出現。情感感知能力對應命名模式數量最多的為“EI”，說明情感處理同樣遵循體認省力原則，如中國香港的“太平山”反映人們渴望太平安定的愿望。聽覺和動覺常聯通一體對景點進行體悟，故聽覺類景點帶“A”的模式數量最多，如福建的“虎嘯巖”因曾有仙人騎虎吼嘯其上得名。由于景點出現的時間范圍不易界定，故以時間感知的景點常借助其他要素進行命名，如河北的“魚谷洞”以每到谷雨時節從洞里噴涌而出的一種奇怪的魚而得名。味覺感知的景點名稱數量最少，只有一條，因現實中關于景點味道的體驗較少，如甘肅的“甘露泉”，因泉水味似甘露而得名。

4.結語

本研究以身體知覺形成的突顯認知域構成地名命名模式為理論基礎，基于自建的1,190條中國山水類景點名稱語料庫，考察景點名稱的側顯認知域的類型，知覺突顯趨勢和文化偏好原則，提煉出本語料庫簡化的51種命名模式，分析突顯知覺能力傾向選擇的認知規律。此外，本文還對Evans和Green（2006）以及Evans（2019）的認知域的前概念基礎分類進行補充和擴展，發現空間域是人類形成其他一些認知域的基礎，空間域對應的命名模式數量最多，而在所有命名模式中“OI”的占比最多，證實“在人類的感知和體驗過程中，身體和空間首當其沖”（王寅，2020：67），進一步說明身體和空間即為“體”，命名模式的構成方式即為“認”，這就是體認地名學命名的基本原理。

本文的地名研究體現《周易》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造字原理，反映地名命名體認性的本質，并助益于體認地名學的學科構建。但因語料庫容量有限，本研究中的地名類型僅局限于自然地理實體地名，語言類型僅限于漢語，對地名命名體認性的有效性和可推廣性有待進一步探討。

作者：龐陳婧彧

來源：《語言教育》2025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楊 琪

校對：耿 曈

審訂：鄭雨晴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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