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叛逃的蘇聯外交高官舍甫琴科履歷（上）

1978年4月11日，《紐約時報》刊發頭版新聞：蘇聯籍聯合國副秘書長阿爾卡季·尼古拉耶維奇·舍甫琴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宣布，自己與蘇聯政府決裂，加入美國國籍。

消息一出，國際輿論一片嘩然。大家都很好奇，從來就是鷹派言論不離嘴，對西方國家無比強硬的聯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先生怎么做出了“叛國”之舉。

這一突發事件讓蘇聯政府很沒面子。

聯合國副秘書長屬于國際公務員，按照聯合國的規矩，不允許為本國謀利。冷戰期間違反這一原則的聯合國職員很多，舍甫琴科就是其中之一。自1973年上任伊始，他就在貫徹莫斯科的政治意圖。不過，舍甫琴科也不是一直為蘇聯牟利，到了1975年，他開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出賣蘇聯情報給對方。

1978年叛逃之后，舍甫琴科寫了一本書，叫做《與莫斯科決裂》，解釋自己變節的原因是為了追求自由。

到底是什么樣的自由，會使一位高級外交官出賣國家利益，投靠正在與祖國冷戰的敵對國家？世界上真有那樣的自由，可以讓人拋棄親人和故土嗎？他在書中告訴讀者，他的背叛萌生于蘇聯對他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來源于蘇聯外事部門機構職能設置的缺陷，來源于蘇聯自建國以來最“杯具”的外交部門。

接下來和大家講講舍甫琴科的故事，用他的經歷看看蘇聯的外交官們到底有什么憋屈。

舍甫琴科1930年出生于烏克蘭頓涅茨克州的煤礦城市戈爾洛夫卡。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護士，家中還有一位大他九歲的哥哥。五歲那年，他的父親當上當地高干療養院的院長，衛國戰爭前夕，他的哥哥在加入蘇聯空軍。據此推斷，他童年時的家庭背景還是不錯的。

舍甫琴科從小就是一位不安分的主。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蘇軍全線潰敗。年僅11歲的舍甫琴科居然懷疑蘇軍的戰斗力不如德軍。他和一位同學面前說，紅軍并不像黨宣傳的那樣不可戰勝。

同學回家后告訴了自己的爸爸，他爸爸恰好是療養院的政委，第二天把舍甫琴科的父親好一頓批評。好在大敵當前，否則換在“大清洗”時期，指不定舍甫琴科會給家庭帶來多大的災難。

老爺子并沒有因為這個事故就把孩子一頓暴打、一頓臭罵什么的，而是啟發式地教導孩子。他說：“你的哥哥正在冒著生命危險和敵人作戰，如果他聽到你說，他和他的戰友們是蹩腳的戰士，無力取勝，他會怎么想？”這句話把舍甫琴科說哭了。弟弟關心哥哥是血緣本能，用這一點來糾正小孩子的認識，再適宜不過了。不然，孟老夫子為什么會提倡“申之以孝悌之義”呢？

不幸的是，舍甫琴科的哥哥在1944年陣亡。哥哥的殉國為舍甫琴科在未來從政道路上增加了一種資本，家中有位為國犧牲的烈士更能保證這個家庭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可惜世事難料，蘇聯政府不會想到，一個家庭里的兩個孩子可以一個為國捐軀，一個陰謀叛國。

1949年，舍甫琴科考上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學院，攻讀國際法專業。在蘇聯時期，就讀這所學校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一來是彰顯著與眾不同的家庭背景；二來是預示著與眾不同的光輝前景。

至今為止，國際關系學院都是俄羅斯上流社會子弟趨之若鶩的學校。百科對該校解說中有一句話：“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學院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一所高等學府，更是一個遠大理想的代名詞，是步入上層社會的象征。”

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校徽

大學開學沒多久，舍甫琴科的父親因腦溢血逝世。此后，舍甫琴科家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只能依靠母親微薄的養老金維持。這一悲劇使得這位從小就不太安分、經常逃學的官家少爺開始肩負起家庭責任，刻苦學習，爭取學校獎學金，補貼家用。從那時起，舍甫琴科每周有六天泡在圖書館，只有周日偶爾出去玩。

1951年初，或許是一個周日吧，舍甫琴科在莫斯科高爾基公園的一場溜冰會上邂逅了一位姑娘，也就是他未來的妻子莉娜女士。莉娜是外貿學院的學生，在舍甫琴科眼里，既漂亮又苗條，就像舞蹈演員。兩人于當年6月結婚，第二年生子。

論學歷和學校招牌，舍甫琴科要比莉娜好；論家庭條件，此時的落魄公子舍甫琴科要差很多，父親已逝、母親退休、哥哥陣亡，自己工作尚未落實，又是來自烏克蘭的外地人，前途未卜。

莉娜家的條件要好很多。首先，她是莫斯科本地人，有首都戶口。舍甫琴科和她結婚可以獲得當地戶口，享受首都人民的福利；其次，莉娜的父母幾年前已被派往奧地利的一家蘇聯企業工作，收入比國內公民要高一些，相比國內商品長年緊缺，他們家總能買到國內買不到的東西；再次，戰后蘇聯的住房供應一直很緊張，莉娜的父母給她留下了一套住房，雖然沒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但相比同齡人中的已婚培養，已經好上很多，至少舍甫琴科不用去找房子。

家庭背景不一樣，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一樣，首先，對前途的看法就不盡相同。與舍甫琴科喜歡搞學術研究不同，莉娜受父母的國外生活影響，希望舍甫琴科早日去駐外使領館工作，那樣就可以拿高額津貼，在國外過上西方生活。好在他倆的婚姻建立在郎才女貌的基礎上，“思想認識”問題還沒有成為問題。

1954年，舍甫琴科大學畢業。這年夏天，發生了一件事，差點改變他的命運。畢業前夕，學院人事科的領導告訴舍甫琴科，克格勃有一位少校找他。見面之后，少校告訴他，希望他參加克格勃。舍甫琴科托詞自己還想繼續深造，不敢當場拒絕。少校又勸他再好好考慮考慮，舍甫琴科答應，過幾天給予回復。

接下來的幾天，舍甫琴科都在惶恐中度過。最后，他還是不敢自己回復克格勃，而是托學院人事科以公對公的形式進行答復：舍甫琴科同學將攻讀研究生。關于這件事的結果，舍甫琴科在《與莫斯科決裂》中寫道，“克格勃沒有阻攔，使我松了口氣”。

畢業分配被征求本人意見本是正常現象，外交領域的高材生不想去克格勃也是合情合理。舍甫琴科為何面對克格勃會如此驚恐？個中緣由說來話長，在蘇聯歷史上，外交官的地位遠遜于克格勃，打列寧時代即是如此。且聽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一件往事。

組建新政權時，列寧建議托洛茨基（黨內二號人物，十月革命實際領導人）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總理），托洛茨基以自己是異族（猶太人）為理由推辭。列寧又建議他當內務部長，他又推辭。最后，其他同事推薦托洛茨基當外交部長，托洛茨基才同意了。列寧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我們有什么外交事務啊？”

列寧同志這話有兩個意思：第一，新政權沒有外交事務可處理，新政權的任務是要退出世界大戰，謀劃世界革命，絕不和帝國主義國家眉來眼去；第二，托洛茨基功勛卓著、才華橫溢，讓他當外交部長屈才了。

托洛茨基的思想認識相比列寧也差不太多，他說過，“世界無產階級不需要外交，勞動者不要中介者也能相互理解。”在黨內二號人物眼里，外交官也就是個“中介者”。無產階級掌握著先進生產力，思想政治覺悟高，根本就不需要外交官撮合，直接就在全世界聯合了。

看到這里，應該很難理解當時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想法吧？且慢，請注意一個細節。列寧建議革命功勛卓著的托洛茨基當總理被拒后，馬上想到要他當內務部長。這至少說明，黨內高層延續了沙俄時代的傳統思維，內務部長是僅次于總理的重要職務，外交部長的職務嘛？呵呵，那不重要。

蘇共的觀念就是這樣，內務部和從內務部分化出來的克格勃是最重要的，外交部則是可有可無的末端機構。蘇聯的歷史以這樣的喜劇為開頭，注定要以鬧劇為結局。

“大清洗”開始后，克格勃的權勢越來越大，權力觸角已經延展到蘇聯黨政軍各部門，畢業生就業被用來安插情報員已不是什么秘密。舍甫琴科在國際關系學院讀書期間，正是貝利亞權力如日中天之時。當時的貝利亞在蘇聯的地位僅次于斯大林，和馬林科夫并列第二。斯大林剛逝世的那幾個月，貝利亞在蘇聯可謂說一不二。

不過，隨著貝利亞在1953年被逮捕處決，克格勃的勢力遭到很大削弱。此后，歷經科魯格洛夫、謝羅夫、謝列平、謝米恰斯內，克格勃主席的黨內職務都不再是政治局委員，直至安德羅波夫在1973年當選政治局委員，才終結了克格勃在最高領導層20年的無權地位。

如果不是因為當時貝利亞已經倒臺，舍甫琴科的一生可能會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