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第三國際使命的蘇共中央國際部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沿革（下）

1948年，日丹諾夫去世，莫洛托夫失勢，馬林科夫權力上升。失去高層人物支持的蘇斯洛夫受到波及，對外政策部職能也被削弱，于當年7月更名為對外關系部，又于1949年4月更名為對外政策委員會。由波諾馬廖夫出任第一副委員長。

波諾馬廖夫全名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波諾馬廖夫，1905年出生于帝俄梁贊省扎萊斯克市，1926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進入中央宣傳部工作，此后一直從事意識形態工作。據幾位不同的蘇聯政治人物回憶，波諾馬廖夫在馬列理論和文字寫作方面也是個天才。

1928年，波諾馬廖夫進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這個“紅色教授學院”表面上專職培養人文社科理論人才，實際上在列寧逝世后，成為斯大林一派批判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派的思想斗爭策源地，直接奏響了后來“大清洗”的前奏曲。想必波諾馬廖夫在上述批判運動中功勞不小，竟在1932年畢業時原地擔任“紅色教授學院”副院長。

1934年，波諾馬廖夫轉任莫斯科州委黨史研究所所長。1937年，波諾馬廖夫進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開始接觸蘇共對外聯絡工作。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38歲的波諾馬廖夫失去實職工作崗位，輾轉多個部門，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和黨際聯絡工作。

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的倡議下，蘇聯、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意大利等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波蘭舉行會議，成立了旨在加強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合作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情報局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鐵托的本意是想恢復第三國際，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對后，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這個情報局。情報局效仿第三國際，主要任務是交流革命經驗，必要時在協商的基礎上協調各個黨的活動。情報局成立以后，隨即創辦機關刊物《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義》。隨后，波諾馬廖夫同志奉調擔任這家刊物的主編。

1948年，蘇聯與南斯拉夫關系破裂。1949年4月，蘇共中央對外關系部更名為對外政策委員會，波諾馬廖夫被任命為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對外政策委員會組織了對南共領袖鐵托的批判。波諾馬廖夫的文筆優勢再次得到發揮。十年后，蘇共與中共交惡，波諾馬廖夫駕輕就熟，在蘇斯洛夫的領導下，與安德羅波夫一道，與中共“十年論戰”。

1952年，對外政策委員會改名為“外國共產黨聯絡委員會”，1953年，又改名為“外國共產黨聯絡部”。1954年，波諾馬廖夫擔任外聯部部長。

1957年，赫魯曉夫對外聯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將其一分為二，成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聯絡部”和“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聯絡部”，分別由安德羅波夫和波諾馬廖夫擔任部長。在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兩人雙雙榮升中央書記。

赫魯曉夫作出這樣的人事安排，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安德羅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展現出耀眼的改革意識，讓他負責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的聯絡工作，有利于號召他們和蘇聯一起破除斯大林主義，推動本國改革；波諾馬廖夫是公認的蘇斯洛夫同類人，思想相對保守，讓他負責資本主義國家兄弟黨的聯絡工作，有利于鼓動他們發起革命，創造條件奪取政權。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各種被赫魯曉夫拆開的機構重新走向合并，對外聯絡部成為其中之一。1967年，安德羅波夫調任克格勃主席后，波諾馬廖夫開始執掌新成立的、合并了兩個聯絡部的蘇共中央國際部，全面負責與各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鼓舞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

然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蘇聯外交的主旋律是緩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蘇聯外交界唱主角的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及其領導下的外交部。面對這一現實，波諾馬廖夫仍然堅持理想，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世界革命滿懷信心和使命感，堅決要把事業推行下去。在蘇斯洛夫的支持下，波諾馬廖夫著重對亞非拉一些國家的親蘇政黨展開密切聯絡，予以經濟和軍事援助，鼓舞他們共同的世界革命。

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缺人才咋辦？波諾馬廖夫想到的是去外交部挖。1970年，舍甫琴科回國，波諾馬廖夫邀請他來蘇共中央國際部，并對他封官許愿。舍甫琴科既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而是托詞要向自己的上司葛羅米柯請示。波諾馬廖夫是中央書記，舍甫琴科不敢得罪。

舍甫琴科不喜歡蘇共中央國際部大談世界革命的作風，內心深處更愿意從事外交部的緩和戰略。更何況，葛羅米柯已經邀請他擔任外交部長顧問。給大領導當秘書，還怕沒有似錦前程？

后來，葛羅米柯聽了舍甫琴科的匯報，冷冷地問他怎么考慮。舍甫琴科回答說愿意留在外交部，并對葛羅米柯的聘任身懷感激。葛羅米柯聽罷，當場就撥通波諾馬廖夫的電話，明確告誡他，以后別再挖外交部的墻角。

從1970年起，舍甫琴科跟隨著葛羅米柯，開始了對西方緩和的各項工作。他們克服了黨內各種強硬勢力的干擾，包括來自軍方的壓力和來自蘇共中央國際部的抵觸，終于在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在尼克松總統任內將蘇美關系推向緩和。他們為此也付出了代價。葛羅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幾位領導、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黨內一些勢力扣上了“親美派”的帽子。

沒辦法，在蘇聯這樣的國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動一項正確的事業，總會有另一些人在旁邊說壞話、唱高調、拋冷眼、看笑話。但是，你要指望這些人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絕無可能了。

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較講義氣的領導，不是那種功勞歸自己，過錯歸手下，部下受到攻擊就躲到一邊的人。勃列日涅夫力挺葛羅米柯，1973年還擢升他為政治局委員，參與黨和國家最高決策。

一般情況下，秘書在領導身邊干個兩三年，就該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況特殊，若想重點培養，就必須積攢充分的異國人脈，只有外派去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才能豐富履歷，為以后擔任更高的外交職務奠定基礎。葛羅米柯和多勃雷寧的成長道路皆如此。

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經歷，若去當大使略顯資歷不足，難以服眾，想培養他必須另謀別處。1972年，在葛羅米柯的建議和推薦下，舍甫琴科被聯合國任命為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