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日軍人爆發一場對決，徐向前率領解放軍生擒400余日寇

抗日戰爭結束后，不僅蔣介石聘用了以岡村寧次為首的戰犯充當軍事顧問，以閻錫山為首的地方軍閥也收羅了日軍殘部繼續與我軍對抗，甚至暗地里還有軍統特務策動滯留日本僑民與暗藏的軍國主義分子發動通化暴亂。國民黨方面利用日軍殘部的巔峰，要數臭名昭著的“十總隊”了。當年，在閻錫山的庇護下，4000余名日軍在山西繼續為非作歹多年，直到太原解放，這支日軍才終于被徐向前元帥所率領的解放軍徹底消滅。

都是老熟人——閻錫山與日軍的關系

山西地方軍閥閻錫山聯合日本人進攻我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搜羅日軍殘部，繼續與我軍作戰，實質上完全是抗日戰爭的延續。

采用米軌的同蒲鐵路（大同至運城）

在早年主政山西之時，閻錫山就有一直秉持著門羅主義原則，要把自己的地盤打造成一個能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建立獨立于南京國民政府之外的軍事和工業體系。于是，就有了今天大家常常調侃的民國年間山西鐵路用米軌，與相鄰省份用標軌不一樣的情況。

民國年間軍閥混戰的中國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國，要搞工業只能從國外引進技術和設備。為此，閻錫山從日本、德國、法國等列強進口了包括煤礦、冶金、紡織、化工、機械制造、鐵路等等在內的諸多輕、重工業設備。眾所周知，山西是個產煤大省，煤礦自然是支柱。當時閻錫山引進的以大倉礦業會社為中心的機械與日籍技術人員，就與日本壟斷財閥關系密切，其中不乏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一類的人物。

在抗戰前就具備火炮生產能力的太原兵工廠

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爭后，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閻錫山曾派遣有日本留學經歷的親日派蘇體仁和靳瑞宣密赴天津，與梅津美治郎交涉，希望以山西“中立”為條件，換取日軍不要進攻山西。但是，覬覦豐富自然資源已久的日本人根本不當理會，兵鋒直指山西。

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為了減少戰場壓力，又開展了代號為“對伯工作”（閻錫山字伯川）的勸降工作。迫于統一戰線的壓力，閻錫山不敢公然投敵，但是又希望利用日本人的關系為自己牟利，于是派遣有留日經歷的曲憲南與日軍接洽，同時又利用大倉礦業的社員林龜喜與日軍保持聯系。

侵占太原的日軍

1941年8月11日，閻錫山派出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與騎兵第一師師長趙瑞，在汾陽與日本第一軍司令巖松義雄密會，簽署所謂《汾陽協定》聯合日軍進攻八路軍。之后在1942年，閻錫山本人更是直接前往汾陽與河本大作密會，商討“剿共”事宜。在隨后簽署的協議中表示，晉綏軍與日軍停止交戰，雙方互不越過當前控制區的界限，對在山西的八路軍共同采取行動。

之后，閻錫山直接派遣他的妹夫梁綎武前往太原常駐，負責與日軍的聯系。之后，日軍第一軍下屬的三十七師團和四十一師團很快也與當面的晉綏軍劃定界限，并在師團司令部所在地運城和臨汾設立聯絡處，負責協調與晉綏軍協同進攻八路軍的行動。同時，閻錫山利用特務組織，大肆捕殺共產黨員、進步人士，落實相關協議內容。

到了1943年，閻錫山方面更是變本加厲，在日軍的要求下，竟然派出官員到敵占區擔任偽職，而且一次性就派出40余行政人員，前往五臺、交城、沁縣等我軍積極活動的敵占區域，協助日軍的封鎖和掃蕩。

與日軍合影的偽官員

1942年2月，閻錫山“聯日反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命令手下的騎兵第一師師長趙瑞和第二師師長楊誠，以率部投降的方式開赴上黨投靠日軍，充當偽軍進剿八路軍。1944年，日軍任命趙瑞為“山西省保安副司令”，掌握全省的“保安隊”（偽軍），和晉綏軍一道與八路軍作戰。到了1945年，日本徹底窮途末路之時，因為無力為“保安隊”發放足夠的彈藥，于是聯絡閻錫山代為補充，而日軍則以占領區生產的棉布和其他工業品作為交換。

八路軍在反攻中收復武鄉縣城

在日本投降前夕，為了和八路軍搶地盤，閻錫山責成其心腹，有留學日本經歷的徐士珙創立所謂“亞洲民族革命同志會”，在孝義縣城設立辦事處，向日占區的日軍、日本僑民投寄信件宣傳鼓動，以“中日兩國人民共同驅逐英美，防止赤化，讓亞洲人掌握亞洲”的旗號，號召日本人支持閻錫山的反共活動。徐士珙更是公開承諾，即使日本戰敗，與閻錫山合作的日本人也會繼續享受“同志”式的待遇。而此時的日軍并不甘心投降，還在垂死掙扎，妄圖保存自己以待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向八路軍受降的日軍

在1945年8月9日，毛主席發出《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號召后，在山西的日軍第一軍部隊一面負隅頑抗，不向八路軍繳械投降，一面又私下聯絡閻錫山準備投靠。經過交涉，最終日軍決定將部隊和僑民向太原集中，把所有武器、物資與生產設施交予閻錫山。

破碎的軍國主義春秋大夢——“殘留”日軍與日僑的形成

1945年8月底，閻錫山回到太原后，在會見日軍第一軍參謀長山岡道武時，就直接提出希望將投降的日軍納入麾下，山岡道武則當即表示可以考慮。隨后，閻錫山派遣變身為省防第二軍軍長的趙瑞為代表，與日軍交涉改編問題，同時指認巖田清一擔任日軍代表。在日本投降前，擔任偽山西省政府顧問的城野宏則作為翻譯參與協商。

期初，閻錫山打算直接把日本第一軍編入晉綏軍，但是巖田清一斷然予以拒絕，并表示：“日本軍是天皇的軍隊，所以不能以司令長官的意志將其改變為閻軍，但是可以采用適當的方法滿足貴方的要求。”最終，日本第一軍司令澄田賚四郎達成了以下方案：

1.對愿意參“殘留”日軍官兵，先按照“就地復員”的方式改變為“平民”身份，再由閻錫山當局以“個別人”的形式重新招募，進入晉綏軍系統；
2.閻錫山當局對“殘留”日軍予以優待；
3.在日軍主力在復員遣返回國之前滯留山西期間，負責訓練晉綏軍部隊。

等待受降的日軍

為了使日軍能安心“殘留”下來，閻錫山又責成梁綎武與巖田清一和城野宏合謀，決定將日籍的企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商人以及作為結婚對象的婦女等一并“殘留”下來，并開設供日本僑民與軍人家眷使用的學校、醫院、商店、娛樂場所、文化設施等，安排專門的生產設備和物資供應，滿足日本人的飲食和日用品需求。同時，在日本軍人、僑民中加大宣傳“殘留”的傳力度，號召更多的人“自愿殘留”下來。

由城野宏執筆，巖田清一組織印刷的“殘留”宣傳冊的主要內容是：

“由于戰敗，日本被外國軍隊占領，喪失了獨立。恢復獨立，復興祖國是我們的責任。戰后的中國已經是亞洲最重要的力量，對于日本問題有很大的發言權。我們有條件借助中國復興祖國。我們現在身居中國，閻錫山熱烈希望日本人予以合作，并保證向日本提供援助。凡希望實現祖國獨立復興的愛國志士，都應決心殘留山西，同閻錫山攜手合作。”

當然，這只是表面的說辭，日本人的真實想法是：

如果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不僅日本侵略者的一切勢力都將被徹底趕出中國，再次發動侵略戰爭將極為困難。而讓閻錫山繼續統治山西，日本可以繼續向這里輸出資本，可以一面傾銷商品，一面攫取山西豐富的煤炭、鐵礦等戰略資源。尤其是煤炭，完全足夠日本本土的使用。只要“殘留”的日軍成為閻錫山的支柱，與中國共產黨相抗衡，日本人在閻錫山面前就會有很高的話語權。再結合“殘留”的工廠、礦山等企業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就能在經濟上把山西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通過對殖民地的剝削，獲得經濟上的恢復與發展，將有機會重建“大日本帝國”和“大東亞共榮圈”。

抗戰期間日軍在華大肆進行經濟掠奪

當時在山西的日本人群體整體上非常迷茫。有的人不愿意放棄多年來在中國搶奪來的錢財；有的人不愿失去軍國主義時代軍官的優越社會地位；有的人擔心回到已經是一片廢墟的日本難以維持生活；有的人被定為戰犯恐懼即將到來的審判......于是在受到鼓動后，很多日本人就選擇了“殘留”。而為了籠絡日軍軍人，閻錫山推出的《留用日籍軍人優待辦法》承諾：“殘留”日軍士兵立即享受軍官待遇；軍官直接連晉三級；軍人“殘留”簽署合同并以美元發放薪資，并可以寄回國內，家屬也可以來中國陪同；“殘留”簽署合同，為期2年等等。

不過，選擇“殘留”的日本人也不都是死心塌地的要為天皇盡忠，其中不乏腦子“靈光”的投機鉆營者。一些日本商人勾結閻錫山的手下，開辦工廠、商社、飯館、咖啡店等趁機大發橫財。一時間，太原城內遍地都是日本人開設的店鋪，儼然一副“第二大阪”的情景。

太原街景（注意左下身著日本軍服者）

一些“殘留”日軍為了獲得更高的地位，繞過第一軍系統自立門戶。例如原青島特別市警察專員，日本投降前夕才被強征入伍來到山西的一一四師團預備役少尉古谷敦維，就拉攏流散的無業日本僑民，與梁綎武沆瀣一氣，成立所謂“鐵道護衛總隊”，并自任隊長。而閻錫山居然認為這樣有利于讓更多的日本人“殘留”，還大開綠燈提供便利，于是在陽泉的日本煤礦工警隊，在五臺縣的原日本合作社紛紛被納入“護路隊”旗下。而原來從事建筑和電報電話的日本人，也被糾集起來變身土木工程隊和通訊隊。“鐵道護衛總隊”由此達到4個大隊、2個專業隊，一共1300人的規模。

護路隊部署在同蒲鐵路沿線

為了網羅更多的日本人加入，閻錫山當局還勾結日軍人員成立所謂“日僑職業介紹所”，不僅在從大同撤退到太原的日本僑民和復員軍人中招募人員，還遠赴石家莊和北平宣傳，為所謂“特訓團”和“護路隊”招兵買馬。

在侵略者和戰犯的基礎上組建軍警武裝已經夠夸張了，認賊作父與日本人大搞特務活動更是天理不容。原日軍第一軍參謀部的文職人員指田國福與閻錫山手下的特務頭子梁化之狼狽為奸，勾結數十名日本人成立所謂“資源調查社”，以勘查自然資源為名，利用遺留的原日軍情報網，秘密搜集解放區的各類情報。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資源調查社”不僅對外，同時還對內。指田國福派遣手下混入“殘留”的日軍中做眼線，專門監視其中日本人的動向，一但發現有對閻錫山不滿、對共產黨表示同情的人，立即通知梁化之的“特種警憲指揮處”逮捕處決。

傅作義（左）與趙承綬（右）

“殘留”日軍不僅為閻錫山干活，還暗中向蔣匪示好。巖田清一和城野宏通過趙瑞的關系，私下會見了南京國民政府的代表。而國民政府的代表居然表示：

“從日本投降開始，日軍與國軍就是值得信賴的盟友了......雙方的斗爭目標是共產黨和蘇聯......要配合美國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實際上收容日軍“殘留”也有南京國民政府當局一份。他們在北平、山東和東北接收了不少原日軍人員，阻撓我軍接收日軍投降，并對我解放區開展各種滲透與破壞。

所以，在1945年9月9日在華日軍正式投降之后，對于拒不交出武器頑抗到底的日、偽軍，與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武裝與之間的戰斗一直持續到了1945年11月才告一段落。

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惡———“殘留”日軍的編制與構成

按理說在日本無條件投降，我方正式受降以后，原來的日軍指揮機關就應該停止活動。可是，在國民政府的縱容以及利用下，直到1946年開始遣返復員日軍的時候，日軍在華的機關部門居然還在運行。

那些“殘留”在山西的日軍自認為還是“天皇陛下的軍隊”，依然按照過去的程序運作。而“殘留”行動畢竟只是在山西的日軍第一軍做出的決定，此時還沒有征求上級的同意，不能算是“合法合規”。

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高橋坦（左一前者）

于是，1946年1月，原第一軍參謀長山岡道武乘機飛往北平，就在“殘留”日軍基礎上組建“特訓團”征求上級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的同意。在獲得批準后，第一軍下屬各旅團開始組建各自的“特訓團”，總指揮由原日軍一一四師團的師團長三浦三郎擔任。

在日本投降時，第一軍下轄有第一一四師團、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獨立步兵第十旅團、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等部隊。

其中，一一四師團在投降時人數最多，戰斗力最強，所以在參謀長太田黑的帶領下于榆次和平遙各組建1個“特訓團”；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在旅團長元泉罄的帶領下，在晉中太谷組建第六特訓團；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在高級參謀今村方策的帶領下，拼湊了1200人，在忻州原平鎮組建第七特訓團；原獨立第五警備隊在陽泉組建第四特訓團；各部抽調人員合計1300人在太原組建第一特務團；在大同由原坂本兵團的參謀長林豐大佐與大同煤礦的日籍干部荒木章組建兵力500余人的大同總隊。

此外，還有一部分日本人作為“顧問”，直接編入了閻錫山的第四十九師以及機關槍團等部隊。

身著國軍制服的今村方策檢閱部隊

重新武裝起來的日本人開始再次在山西各地飛揚跋扈起來。當地群眾雖然怨聲載道，但是卻不敢聲張。因為一旦對“殘留”日軍表示不滿，就會遭到閻錫山派來的特務鎮壓，一時間整個山西人心惶惶。

好景不長，1945年底，國民黨軍多次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內戰一觸即發。先前的幾次試探，國軍損兵折將沒討到半點便宜。眼看還沒準備好，蔣介石當局便打著和平的幌子，在喬治·馬歇爾的主持下，于1945年12月成立了所謂“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處”，假意進行和平談判，實則在美國的幫助下積極準備內戰。

軍調處的臂章和證件

在1946年1月10日達成所謂“停火協定”后，“軍調處”就開始在各個沖突地點開展工作，監督停火。

在這種情況下，收編”殘留“日軍的事情敗露，必然會對南京當局造成巨大壓力。于是，1946年3月，閻錫山當局將“殘留”日軍組成的“特訓團”暫時更名為“工程隊”，把下屬日軍全部算作“西北實業公司”的留用日籍技術人員登記造冊。

1946年4月，“軍調處”三人組來到太原，發現了閻錫山留用“殘留”日軍事實，于是要求立即解散“特訓團”，將全部日本軍人復員回國。看在美國人的份兒上，無法繼續掩飾下去的閻錫山當局只好假意應允，下令解散“特訓團”。

但是，在宣布“解散”的同時，他還留了一個后手——“凡自愿殘留者，本軍不予限制”。這樣一來，雖然“特訓團”沒有了，但很多日軍基層官兵還是留在原地。隨后，這些“自愿殘留”者被安上了中國姓名，再次編入新的部隊。

不過，下級軍官和士兵好辦，但沒有中高級軍官就有點問題了。沒有高級軍官指揮，這些“殘留”的日軍也沒法作戰。于是，他們又繞了一個彎子。當時，國民政府對國內關押的日本戰犯，為了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就設立了一個“戰犯世話部”，允許一部分現役參謀軍官留下服侍。于是山西的“殘留”日軍就借由照顧戰犯澄田賚四郎，留下了包括今村方策大佐、杉野俊三郎大佐、藤本秀雄中佐、巖田清一少佐、后閑章次少佐、赤星久行少佐等數十名中高級軍官。而山岡道武則作為閻錫山的軍事顧問留下。

遣返途中的日本僑民和戰俘

不過，經過這一輪解散和重建，剩下的人數肯定大不如前。畢竟，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已經結束了半年，日本國內形勢也陸續明朗。對于這一點，山岡道武表示一切盡在掌握——離開的是意志薄弱的，留下的是精華。

不過，最后的結果可并不好看。在接到解散命令之后，很多日本人還是選擇了回國。最后，經過一番煽動、威脅、毆打和強制扣留，最終“護路隊”和原“特訓團”中一團至六團成員中“殘留”下來的約有3500人。西北實業公司“殘留”的有500人。第七團“殘留”了150人，其中的中隊長以下軍官和曹長、軍曹等士官大部分留下了。

在河北、山西工作的軍調處人員

在“軍調處”離開太原后，1946年5月，根據1945年12月制定的《特訓團組建計劃》中商定的協議，對“殘留”日軍進行了整編。今村方策和城野宏決定將原“特訓團”和“護路隊”進行合并，成立“山西省保安總隊”，由閻錫山名義上擔任司令，巖田清一以高級參謀的身份掌握實權。而抗拒整編的“特別警察隊”被趙承綬勒令解散，人員編入“保安總隊”。

所謂“山西省保安總隊”，按照日軍的大隊編制，共設有第一至第六步兵大隊和工程隊以及通訊隊，每個大隊都配備山炮，可以獨立作戰。

“殘留”日軍在作戰方面由巖田清一負責，在訓練閻錫山部的軍官上由山岡道武負責。山岡道武指派赤星久行為閻錫山部干部訓練團的負責人，對晉綏軍軍官進行全套日式軍事訓練。閻錫山還按照日軍甲種師團的配置，組建了所謂“親訓師”，并命令今村方策和巖田清一從“保安總隊”抽調日本軍官和士官組成“教官隊”，負責士官學校的訓練。

1946年10月，“山西保安總隊”更名為“山西野戰軍”，直接參加了對解放區的進攻。然而，在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面前，這些法西斯匪徒遭受了慘烈的失敗。由于減員嚴重，為了維持戰斗力，在城野宏的建議下，閻錫山將部分中國人補入其中，大幅擴充了規模。

然而，在部隊擴充之后，元泉罄與巖田清一卻因為戰事失敗而發生沖突，憤而提出辭職，只好改由今村方策負責指揮。為了防止元泉罄拉走部分隊伍另立山頭，今村方策伙同親信菊地修一將部隊改建為“十總隊”，由日軍的大隊建制改為國軍的團建制，掌握了部隊的人事、作戰、給養等一切大權，從而加強了“殘留”日軍的統一領導。

等待遣返的日俘和日僑

時間來到1947年9月，兩年的合同期限到了，而此時正值大規模遣返日僑日俘。由于閻錫山在留用日軍時，曾經承諾過只要個人要求回國，均不予阻攔。解放戰爭的戰場形式發生變化，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以后，“殘留”日軍中的很多人員對前途感到無望，紛紛要求回國，“十總隊”發生了動搖。而那些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以暴力脅迫強制彈壓了回國的風潮，期間有部分日軍官兵不堪忍受而自殺。

1948年2月，“十總隊”更名為“教導總隊”，下設4個團。除了作戰任務外，在訓練任務上，按照閻錫山的要求，將各團的中國人一律培訓為士官。

1948年3月，隨著遣返日俘日僑的行動接近尾聲，“教導總隊”再次出現要求回國的聲浪。今村方策意識到以往的欺騙加暴力脅迫已經不再有用，于是與閻錫山商議，推出所謂“破格待遇法”，妄圖以高薪收買穩定部隊情緒。當時，閻錫山給“殘留”日軍開出的工資是：將官級每月30美元、校官級12美元、尉官級8美元（士兵和士官按尉官計，由于連晉三級，原來的尉官全部成為校官，校官全部按將官計），并且均以美元支付，可以郵回日本。要知道當時日本還在實行“金融經濟措施”期間，工薪階層的月薪支付被限制在不超過500日元，按當時的匯率折算不足2美元。與此同時，為了阻礙回國，日軍中的死硬分子相互串通，對堅持回國者采取毆打甚至活埋。

戰后初期的日本經濟困難

然而諷刺的是，打著招募所謂“日本義勇軍”的旗號，早在1947年9月，還在擔任“十總隊”政治部長的城野宏就派遣總務科長小川光回國，準備從本土招募新人。早就受夠了戰爭的日本民眾對此毫無興趣，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倒是舊日軍中破譯蘇聯密碼的專家大久保大佐和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參謀部第二課的情報人員橫山中佐從日本偷渡來華，進入國民政府國防部研究室第六組，專營對蘇情報。當然，這些與山西的日軍“殘留”毫無關系。

眼看在日本國內招募“義勇軍”遇阻，閻錫山認為這是派出的人物“級別不夠”。與日本人一番討論之后，他決定要直接派遣山岡道武和三浦三郎這樣的“大人物”，準備直接疏通與駐日美軍的關系。于是，山岡和三浦二人就順理成章地在1948年5月跑路回國了。

澄田賚四郎

河本大作

在山岡和三浦走后，原第一軍司令澄田賚四郎摘掉了戰犯的帽子，堂而皇之的繼任了閻錫山的最高軍事顧問。雖然頂著戰犯的帽子，但是澄田賚四郎從來沒有蹲過一天的監獄，之前一直被優待在太原的豪華住宅，還有配有副官和專職廚師以及女招待伺候。

在1948年底解放軍包圍太原以后，見勢不妙的澄田賚四郎在閻錫山離開太原后，也丟下部下，乘坐飛機跑到南京，然后取道上海回日本去了。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發起總攻，僅用一個上午，就解放了太原。至此，在山西的“殘留”日軍全軍覆沒。

來自槍炮的審判——“殘留”日軍與我軍的交戰

山西的“殘留”日軍與我軍的交戰記錄要比解放戰爭的爆發早了半年。1945年12月，閻錫山撕毀與我軍簽署的和平協議，悍然出兵2萬進犯我晉東南解放區，在我軍果斷反擊下，全軍覆沒。在這次戰斗中，日軍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在元泉罄的帶領下全員在沁縣與我軍發生戰斗。此外，由日軍組成的省訓隊、特務團和第六護路總隊也參與戰斗。我軍與日軍的戰斗打得非常激烈，期間多次爆發白刃格斗。我方付出了不小的傷亡代價，才最終擊退日軍。

抗日戰爭結束后我軍第一次與日軍的交戰，沒能大量殲滅敵人，這樣的參戰令將士們非常不爽。想想當年抗戰八年以來日軍在三晉大地的作為，各級指戰員更是義憤填膺，當然機會總是有的。

身穿國軍軍服的日軍顧問

1946年6月，解放戰爭爆發，蔣匪軍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看到蔣介石大打出手，閻錫山也順勢乘火打劫，在7月份命令今村方策擔任十九軍和四十師的“戰術指揮”，并派遣菊池大尉等數人直接下到連隊，對進攻崞縣的四十師現場指導。結果，在我軍的反擊下，崞縣解放，菊池被俘。菊池被俘后謊稱可以去爭取今村方策等人投降，在被我方釋放后又跑回了忻縣原平鎮。

我軍乘勝追擊，相繼解放寧武、繁峙、代縣之后，今村方策率領的“保安第二大隊”和四十師余部退入忻縣（今忻州市）。隨后，閻錫山為了馳援忻縣，親自率領兩個軍兵力，并調動“保安總隊”的兩個大隊作為直屬衛隊參戰。而在汾陽縣三泉鎮的日軍，也抽調部分兵力在藤本秀雄的指揮下向我軍進攻。由于忻縣的城墻堅固，我方缺乏攻堅重武器，加之閻錫山援軍已到，我軍遂主動撤出戰斗。

過了一個月，閻錫山又轉到南面，從晉中的壽陽方向進攻我解放區。巖田清一以第二縱隊的名義，指揮四個“保安大隊”進攻壽陽以南的景尚村，結果在我軍的反擊下，“第三保安大隊”隊長大庭孝一、副大隊長小川龜吉被我軍當場擊斃，部隊損失慘重，屁滾尿流逃回了太原。

閻錫山的“十三太保”之一楚溪春

在壽陽戰斗進行的同時，剛剛取得晉北戰役大勝的張宗遜率部對大同之敵實施包圍。守城的日軍“大同總隊”督戰晉綏軍楚溪春部頑抗。關鍵時刻，傅作義部圍魏救趙向集寧進犯，我軍被迫放棄攻城。最終，大同、集寧戰役，我軍沒能達成攻城、打援的主要目標而失利，但還是取得了殲滅敵軍1.2萬余人戰績。

連續挨了三頓暴錘的日本人瞬間沒了傲氣，他們也從開始的時候 “只要日軍出動，八路就不在話下”，變成了八路一來，鬼子雞飛狗跳。最終，“殘留”日軍內部矛盾大爆發。山岡道武擠走了元泉罄，讓今村方策上位。元泉罄則帶領自己旅團司令部的三浦三郎到趙承綬的第七集團軍擔任顧問，后來又出任副司令。作為回擊，元泉罄則啟用了被巖田清一排擠的城野宏出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研究部負責宣傳工作。

經過短暫的休整，1946年10月改組為“山西野戰軍”的原“保安總隊”，在1947年2月的汾陽、孝義戰役，3月的西山戰役，4月的文水戰役，5月的陽泉戰役中被解放軍接連暴錘。不過，在上述戰役中，“殘留”的日軍是作為閻錫山和趙承綬的預備隊出戰，更多時候是作為督戰隊使用，因而損失有限。但是，盡管如此，裝甲機械化隊司令赤星久行被我軍擊傷，第五大隊在解放陽泉的戰斗中被我軍盡數俘獲。

1947年5月2日陽泉解放

被閻錫山視為寶貝的“殘留”日軍是打死一個少一個。眼見部隊出現損失卻沒有補充，一向小肚雞腸的閻錫山受不了了。他一面想方設法搜羅日軍舊部補充，一面打算用中國人填補空額。隨后，日軍“殘留”改名“十總隊”。

用中國人補充部隊，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有駕馭偽軍經驗的城野宏提出來的，并決定在第一、第三、第四大隊進行“試點”。而閻錫山為了討好日本人，居然讓這些侵略者在太原體育場開運動大會，還組織手持日本國旗的僑民組成啦啦隊助威，并占用市內所有劇場搞文藝演出“慰勞”日軍。

然而，這一番討好下來，日本人并沒高看閻錫山一眼，元泉罄等人私下譏諷道：

“閻錫山算什么東西？山西就是我們的。”

真是虧得他閻錫山信任日本人超過了自己的同胞。

華中野戰軍三打運城

對于被補充進“十總隊”的中國人而言，那就是個閻王殿。由于中國人的增加，所有的日軍士兵必須掌握小隊長以上的指揮能力，為此加強了訓練。而為了培養未來的指揮官，又集中青年隊員成立了“新生私塾”，類似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以非常野蠻的方式進行訓練。

因為戰亂、饑餓以及國民黨和地方軍閥的橫征暴斂，國統區的普通百姓長期處營養不良的狀態，訓練的加碼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病倒。然而，“十總隊”的日本軍醫對生病的中國人不予治療，等到病情嚴重就投毒殺害。

隨著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潰敗，持有進步思想的國人越來越多。因為語言不通，日軍指揮員并不能掌握隊伍中中國人的動態。隨著越來越多的逃亡和戰場起義發生，日軍對編入的中國人失去了信任。

閻錫山手下的特務魔頭王靖國

為了“整頓軍紀”，閻錫山命令“整軍委員會”主任王靖國對240名“政治衛生”教官進行整訓，派往“十總隊”與日本人合作，徹底清除隊伍中的“共黨分子”。具體做法是派遣所謂“政治衛生”教官混入學員中，偷聽士兵們的談話，一旦發現有誰對閻錫山不滿，立即揪出并宣布此人為“共產黨”，當眾亂棒打死。在那段時間在晉綏軍中，每天都有士兵因“共諜”的罪名而被殺害。而且，這樣的法西斯行徑不僅針對晉綏軍中的士兵，也針對地方百姓，整戶整村的屠殺屢見不鮮。

隨著戰事的進行，閻錫山的部隊是越打越少。為了擴充兵力，1948年2月，“十總隊”更名為“教導總隊”，開始擔負起類似士官學校的作用。但是，在人民的力量面前，法西斯分子的掙扎是無力的。

晉中戰役中踴躍支前的民工

在1948年7月的晉中戰役中，我華北軍區部隊及晉綏軍區部隊僅以6萬兵力，就殲滅閻錫山部10萬余人，打垮了閻錫山的主力。而“殘留”日軍在垂死掙扎中甚至使用了毒氣彈，但還是遭到我軍的毀滅性打擊，大部被殲。而罪大惡極的元泉罄則與心腹小田切正男、增田重之、布川直平等在戰斗中被我軍擊斃，團長住岡義一被生擒。

解放太原的戰斗中我軍俘虜的部分“殘留”日軍（右二為城野宏）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山西“殘留”日軍全部覆滅。留守在太原城內的今村方策戰敗自殺，城野宏被俘，“教導總隊”最后殘存的400余日軍被我軍生擒，閻錫山手下的全部日軍部隊均被我軍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