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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友發現了一篇奇葩論文 ,論證漢謨拉比大帝其實是商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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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的核心觀點是通過語言同源追溯和年代對比,論證古巴比倫王國的漢謨拉比與中國商朝的商湯王實為同一歷史人物。主要論據包括:
年代吻合:
通過中位紀年與低位紀年對比,漢謨拉比在位時間(前1792-1750或1728-1686)與商湯伐桀年代(前1751或1685)高度重合。
語言對應:
人名音譯對應(如"Hammurabi"對應"天乙","Isin"對應"有莘氏")。
地名音譯對應(如"Babylon"對應"亳","Larsa"對應"夏")。
官職與度量單位對應(如"將軍"對應甲骨文"多馬")。
事跡相似性:
軍事上均通過逐步征服周邊城邦/諸侯國實現統一。
政治上均建立中央集權,重視法典/典章制度(《漢謨拉比法典》對應《典寶》)。
文化上均進行宗教整合(漢謨拉比提升馬爾都克神地位,商湯"改正朔,易服色")。
文獻互證:
認為《漢謨拉比法典》石碑即《史記》記載商湯伐三朡所獲"寶玉"刻寫的《典寶》,二者為同一文獻的不同語言版本。
結論認為:
中華夏商周歷史與世界文明史(尤其兩河流域)存在同源關系,漢語可能源自兩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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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音論證的荒唐
實際上,這樣的論述水平相當于19世紀末的文字游戲。這樣的推演邏輯,從漢語個別字詞的發音相似性來推測,按照象局尺的邏輯來推演,來論證其他地區的歷史人物和古代華夏文化有關系,或者和漢民族的關系,是一百多年前康有為等人所做過的事情。如此推演實際上非常的不高明,或者說早已被考古學和語言學的發展所擊破。
須知,語言是一個整體的系統,起碼一個語言分為語音、詞匯、語法三個大的部分。僅僅以部分詞匯和發音的相似性來論述重要的歷史人物是同一個人,實在是武斷。
其次,作者引用的對應材料的部分也非常的令人瞠目結舌。很明顯,作者不懂得古代的蘇美爾文或者楔形文字,于是直接用英文的文獻和漢語做對譯和互譯。而且更搞笑的是,作者使用的發音過程也沒有采取上古漢語的擬音,直接用現代漢語做的比照。
如果真的要論證商湯和漢謨拉比是同一個人,起碼要做語言學到考古學到文獻學等多個維度的詳細論證,才可進行立論。但是作者的立論過程非常武斷。這實在是讓人難以茍同。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基于語音,在文章的開篇部分進行了非常有趣的循環論證,一本正經的論述了自己假設研究的發心。
1、現象:作者學英語的時候發現大量英文詞匯和現代漢語(具體可能是湖北版普通話)非常相似,作者認為絕非偶然;
2、事實:在18世紀之前中英的接觸極為有限,因此這種相似性有更古老的源頭;
3、假設1:在上古世界里,英國人的先祖曾經中華文明的洗禮,英語詞是在用拼音的方式抄錄上古單音節文字特別是古漢語文獻,以致造成了英語與漢語詞匯大量相通的問題;
4、假設2:因為說印歐語系的英國人的先祖發源于歐亞草原,在小亞細亞及兩河流域經受文明洗禮后,逐步遷移到英格蘭群島上的。
5、假設3:所以上古漢語亦曾是古代兩河的主要語言之一,(作者在這里省略了一個論證環節,那就是漢語就是兩河流域的古蘇美爾語),漢語可能是從兩河流域遷移到黃河流域進而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的。
6.假設4:因此漢謨拉比就是中國上古帝王。
這么一拆解就能看出,作者的英文也許詞匯量有限,基于有限的詞匯發音類似就做出漢語和英語同源的假設;而且作者可能缺乏基本的語言學常識。
因為英語和漢語詞匯的詞源學邏輯非常不同,漢語主要是基于古漢語演進而來,詞匯的含義是以字為單位承載的,大多數詞匯和發音有嚴格的一一對應關系,是語音-字體-含義的三重復合體,這也決定了漢語是意合的語言。也是因為這個模式,所以漢語中的擬聲詞,和外來詞一眼就能看出來,外來詞整體比較有限。
但是英語的邏輯和漢語不一樣,最小的發音是字母,拉丁字母來源于希臘字母,希臘字母來源于腓尼基字母,至少在腓尼基人這里,字母就已經脫離了象形表意演進到了純粹的表音單位,因此,英語的基礎是一個個字母-語音的二重結合體,只有字母進行組合才能形成復雜的表意單位。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英語的詞源比漢語復雜,基礎的自然事物詞匯來源于印歐語系-日耳曼語語族,軍事行政相關的詞匯因為諾曼征服等原因大量來自古代法語,而法律、科學、哲學、文學等領域的詞匯則來源于古希臘語和拉丁語。
而且進一步說從構詞層面看,英語的構詞主要是詞根詞綴構詞,語言存在屈折變化,比如單復數和時態等等,而漢語在古代只有文法沒有語法,語法最早的國人著作《馬氏文通》其實是模仿印歐語的邏輯對漢語做的嵌套和切分,現代漢語在構詞上,是用文字復合的方式構詞,用各種助詞承擔類似于單復數或者時態的功能,比如用 “跑了、跑著、跑過”,靠助詞表達時態等等。
因此,我們可以說漢語和英語是非常不同的兩大體系,少數發音層面的詞匯相似可能是漢語的借詞比如茶葉(tea)或者近現代從英語借入漢語的詞匯。有少數詞匯比如蜜酒mead和現代漢語蜜發音相似,其實是因為這個發音來源于古代印歐語,這個詞匯的原始版本疑似向東通過吐火羅語傳入古漢語,然后保留在了其他印歐語的語支中,但這樣的案例和漢語詞匯量相比非常罕見。
所以發音推演的邏輯本質上屬于扯淡。
用非常不客氣的話說,作者用現代漢語對照英文的古代蘇美爾語的發音的論證過程,是在對著空氣或者對著不存在的靶子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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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邏輯層面的自我循環
然后,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看,作者的核心邏輯:“像就是是”是混淆“相似性”與“同一性”,因為邏輯上,兩個事物在某些方面相似,并不能直接推導出它們是同一個事物。例如: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中國周穆王都生活在公元前10世紀左右,都擅長軍事擴張,但沒人認為他們是同一個人。
而且從邏輯上,如語音部分的論證作者只選了屬于閃米特語系的阿卡德語的部分詞匯的英語發音,和漢藏語系的現代漢語發音上的相似,但實際上忽視了兩個語言本質上分屬于不同語系的根本區別。而且這個論證缺乏:兩河流域未出土任何與商文化直接相關的文物。
而且作者的語言學論證的論證鏈條是:
1.假設“漢語源自兩河流域” →
2.因此“漢謨拉比的名字可以音譯為商湯” →
3.所以“漢謨拉比就是商湯” →
4.進而證明“漢語源自兩河流域”,進而無限循環。
這個過程本質上就是作者在自我進行循環(Circular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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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卑和自負的復合心理
拋開邏輯學層面本身的謬誤,這種推演方式的心理根源,實際上是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期,中華文化面對西方文明強力挑戰的過程中。自卑和自負心理的融合,以及基于救亡圖存的急功近利,導致當時出現了一大批奇葩的研究結論。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早期西方漢學和中國研究的一些成果做個有選擇性的利用,比方說認為華夏民族是從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兩河流域遷徙而來的征服者,在袁世凱得權之后稱帝之前的國歌里面,甚至出現了”華胄從來昆侖巔”這樣的描述,論證華夏民族是來自西方的征服民族:“中華雄踞天地間,廊八埏,華胄從來昆侖巔。江湖浩蕩山綿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
實際上黃帝部族來自兩河流域不是那個年代的唯一發明。那個年代存在大量的地圖開疆式論證。為后來的很多文化想象提供了前提。
19世紀的晚清時代,各種千奇百怪的的救亡思路層出不窮。但并非人人都有資格興辦洋務或引進西方軍事技術。許多文人墨客就到海外呼吁,尋找自身文化的光榮傳統。例如長期遭驅逐通緝的康有為,就率先論證美洲自古屬于中國,讓九泉之下的先民替自己去完成地圖開疆。
基于對當時世界格局的粗淺認識,康有為制定過一個目標宏大的海外擴展計劃。但懾于傳統列強的國力優勢,根本不敢在歐洲和殖民地區域造次。唯有地廣人稀、物產豐富的南美大陸,被其視為沒列強影響的軟柿子。加上當時的《錢伯斯通俗百科全書》認為,蒙古利亞人種不僅包括中國,還有將美洲的印第安人劃歸其中。使得康有為決定論證美洲自古屬于中國,為自己日后期望組織的鳩占鵲巢奠定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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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進行文化考察的康有為
1906年,康有為開始自己的墨西哥旅程。一路上瘋狂收集文物和文化元素,并完全以貼近漢文化形象為標準,論證對美洲占領具有天然合法性。比如依據印第安語言中的粟米、壺瓜等詞匯,發音和漢語非常接近,欽定當地土著都是東亞后裔。還認為墨西哥土生的建筑、田地、歷法都是中華遺風。最后宣布印第安人中有鮮卑后裔。
依靠相似的操作手段,他還發明出許多具有文化特色的歷史論據。比如宣稱在美洲發現類似于“李陵臺”這樣的地名諧音,聲稱這是中原移民思念故土的表現。
此外,康有為在漫游途中又收集了類似于“印第安人友好對待華工”、“南美印第安人主動向中國移民認親”之類的奇聞軼事。隨即宣布南北美洲都是中國舊地,并主張向巴西大量移民。最終要以建國手段,實現黃-白-黑-紅人種當地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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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亂中的墨西哥及拉美
是康有為的地圖開疆目標
百年之后,康有為的政治腦洞被網絡寫手們大力發揚,得出印第安=殷地安、噩及=埃及的夸張結論。甚至有九流學者公然聲稱:印第安民間傳說中的HOSI王,就是殷商的流亡貴族——攸侯喜。印加帝國的含義就是“殷家”人。靠著只有自己人才能看懂的文字游戲,將南美古代的三大文明都不知不覺的收編進來。
實際上,殷商貴族往往自稱是“商”、“大邑商”或“中商”。所謂殷稱號,恰恰是西周征服后的指代方式。所以,若讓商王自稱為殷,無異于讓劉備自稱蜀王,勸汪精衛的部隊自稱偽軍。商王若在天有靈,怕是會把這些妖言惑眾的白癡送去祭祀天帝。
用近現代漢語的諧音去強行比對外語,也是典型的刻舟求劍、緣木求魚。無非是用最低下的段子模式,撈取吃瓜群眾的打醬油心理。康有為等人就是用這種方法想當然的將印第安人發明為殷商后裔,強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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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以日本和服冒充漢服的章太炎
當然,康的學術行為藝術在晚清民初非常流行。許多學者都開始翻閱歷史,尋以東亞不曾孤立于世界的依據。所以,從古代的趙武靈王、張騫和班超,到近代的羅芳伯都成功上榜。為輿論制造者的地圖開疆肩負重任。
例如游歷西域和印度的南北朝和尚法顯,就在千百年后被學者強行“押往”美洲探險。清末民初的歷史發明家章太炎就認為,法顯的船只離開斯里蘭卡后,只用了“九十日”便到達了耶婆提國。再根據耶婆提國和厄瓜多爾的相似發音,足以斷定法顯到達過美洲大陸。
然而,厄瓜多爾其實源自西班牙語中的赤道,是16世紀之后才出現的地名。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為公元5世紀的法顯大師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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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的國名
到16世紀才由西班牙欽定
至于所謂的“九十日”時間,在古漢語中的斷句應為9-10天。也就是法顯在沒有遇到風暴和給養充足的情況下,來到了位于印尼的耶婆提。
章太炎作為國學大師做出這樣的論述,只能說明可能是意識的形態先行,或者說是缺乏實際的生活經驗、航海經驗的結果,也證明了那個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對世界地理屬于兩眼一抹黑,認知非常膚淺,實際上還不如某些民間人士。
回過頭來說,隨著學術的不斷發展進步,其實很多上個世紀初的學術理論已經被證偽或者是被邊緣化,但是這些學術理論卻不斷下沉,在下沉市場中找到了大量的空間。再加上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中華大地的文化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無論是出于文化尋根的目的,還是說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穩步推進,仍有相當成分的認知空白,給了受眾以巨大的好奇心刺激。
于是,民間的科普書市場,或者說是奇幻文學市場中,又出現了一大堆關于古埃及就是中國,古巴比倫就是中國等貌似科普的奇幻文學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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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確實有持有類似觀點和研究方向的學者,但是這些體制內學者大部分是理工類或者有理工類背景的學者,或者是出身行政管理、政法類的研究者。這種跨學科研究,鄙視人文學科和人文學科研究成果,罔顧人文學科的諸多基礎事實做的研究,本質上是難以置信的,也是難以信服的。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宏大的討論問題了。
作者僅僅引用了3本參考文獻就得出如此宏偉的論述,也非常的令人難以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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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從李榮建老師的研究履歷和學術背景、工作背景來看,李榮健老師的阿拉伯學研究和阿拉伯文學、阿拉伯文化譯介,還有對中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的研究非常出色,非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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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篇論文也許不應被視為史學研究成果,而是作者長期受到阿拉伯文學和史學的熏陶創作的文學作品。
畢竟,根據語言特征,還有阿拉伯口傳文學的影響,以及伊斯蘭教權力和宗教敘事的需求,阿拉伯文學和史學有非常強大的夸張傳統,無論是瑰麗的民間文學還是夸大各種戰功和神跡的史學,這種文學是一種天然傾向于夸張和夸大的文學,也許以此觀之,李老師的論文這么寫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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