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六一：打火機如花一樣綻放

1992年，我所在的城市電視臺開了一個晚八點檔的欄目，叫《今晚八零零》。電視臺網站這樣介紹：“一檔以輿論監督為核心，以深度調查為手段,以電視評論為特點的欄目。該欄目深度解析時事，評說大眾話題。”

查到這個介紹的時候，我吃驚地發現這個欄目居然還在，只是播出時間從八點改到十點了。這多出來的兩小時大約仍然用于監督、評論與解析，但不是輿論監督，而是監督輿論；不是評論與解析，而是解析是否可以評論了。

對我而言現在這個欄目唯一的意義就是它名稱中包含的數字。這個數字代表一個我們無權談論，而且大約已被遺忘的新聞事件。希望你能明白我在說什么。

我一直認為我在開創一種文體，叫“文化時評散文”。我本來以為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扯犢子：由時事扯到文化，而且用散文來扯，一個朋友稱之為“扯大犢子”。但現在我發現，其實這種文體真正的特點是：“寫出服務器不懂而讀者能懂的句子”。要說扯犢子，這才是個遙遙領先的犢子。

我曾在講授但丁的《神曲》時說：即使你是歐洲人，如果不看注釋就明白但丁說的那些事兒，那你無疑具備歐洲中世紀文化領域的博士水平。而現在我發現，我的文章也很有注釋的必要了，否則過幾個月我自己都看不明白——在有人批評我寫得太慢，總是趕不上熱點的時候，我辯解說我的文章不是為熱點而寫，我希望多年后還有人看。但我沒想到這事需要一個條件：得有注釋。

考慮到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的專家如此多而作家如此少以至于研究對象嚴重不足，多年以后說不定會有人研究我的作品。那時他一定會花很多功夫來寫注釋。但他顯然不是研究中世紀的博士，而是研究另一個神奇時代的博士了。

說了這么多，可能服務器已經能讀懂了。我說過，openAI是AI，shutAI也是AI。所以我開始講故事——如果大風吹來，我就會說：放過故事們吧！畢竟討人嫌的只是我的議論，而故事總是無辜的。

第一個故事：一個粉紅的誕生

多年前，我兒子在一所名校讀初中。有一天他帶回一個同學，改變了我的認知。

初中入學禁止選拔，據說是為了教育公平，但事實上，兒子的同學們基本都是學習基礎很好而家里能給出不菲費用的。所以當我們得知該同學——稱他小A吧——父母是鄉下來的打工者，不禁有些好奇。我們用成年人的心機，沒幾句話就問明白了：小A能進入這所名校，是因為在數學方面的“特長”。

在中國，很多概念需要重新解釋。例如數學也算我兒子的“特長”，因為他得過某競賽獎。但我們知道，那純粹是訓練的結果，事實上他對數學既無興趣也無才能。而小A的特長看來是真的。兒子說有時候他們的數學老師（該老師至今仍是這個城市的頭牌名師）會在小A提出某種與眾不同的解題思路時這樣評價：“咦，你還硬是個天才呢！”

如果一切正常，小A也許能成為一個在數學領域有所成就的人，或者至少利用這一特長為自己贏得不錯的生活。

那是個面容清秀的男孩，臉色蒼白，身體和同齡人相比顯得矮小瘦弱，背有些不自覺地佝僂。他明顯沒有城市中產孩子中常見的那種漫不經心和沒心沒肺，始終面帶微笑，彬彬有禮。兒子自顧自玩游戲的時候，他就默不作聲地在旁邊找了本畫書看。

小A是個善良的孩子。有次兒子和食堂大叔發生了沖突，怒而不食其粟，遭到同學們的群嘲，只有小A默默用自己的錢給兒子買來飯菜。

我們招待小A吃了肯德基，沒吃完的打包請他帶回去。當時我有點擔心他會拒絕，但他欣然接受了，同時提出想把那本沒看完的畫書借回去。

見面和分手的時候小A都和我握了手，手很涼。那是深秋，他衣著單薄。

我想把那本畫書送給他，但那是一本舊書。所以后來我專門買了一本，加上一本我翻譯的莎劇故事，請兒子一起送給他。但兒子對這事不怎么熱心，一直拖下來了。

小A數學很好，但之前完全沒學過英語，所以英語成績很差。據說他很努力，但怎么也趕不上。這就使得他在中考這樣的總分選拔中處于劣勢。初中快畢業的時候，他去了一所“一般”的高中，因為那里愿意提前錄取他。很顯然，在名小學——名初中——名高中——名大學——好單位的所謂城市精英子弟的上升通道中，他只是偶然進入了其中一環，然后就脫離了。

我們繼續從兒子那里聽到他的消息。開始是他因為成績好、愛學習而和那所學校的同學格格不入，常受欺負；后來是他和同學們越來越融洽，越來越覺得讀書沒意義；再后來是在學校犯了什么事；最后是他要輟學，跟著親戚去外地打工了。

離開之前他請一群朋友吃了頓飯，兒子也被邀請了，據說小A在席間頗有“殺出一條血路”的豪情。

之后偶爾會聽兒子提到，小A“又在朋友圈大罵資本家。”

兒子最后一次提到他的時候是這句話：“他已經完全是個粉紅了。”

給小A準備的書，現在還放在我家里，扉頁上還有我寫的贈言。

其實小A本人就是一段給我的贈言。一個現任粉紅的前世，活生生地留在我記憶里，使我意識到，如果把一個粉紅當作個體的人，那可能是個善良可愛的形象。

小A和我兒子應該是同齡，今年27歲。這個年齡，和“八零零”這個數字聯系起來，是否能使你想到什么？

在27歲的青年中，有多少符合這樣的描述：“自幼因家境原因輟學打工”。反正在幾乎每一份“警情通報”上都有這樣的句子，并配以如下關鍵詞：“內向”、“悲觀”、“自閉”、“沖動”，etc.

但公益廣告則相反，例如最近央視常見的：“我的孩子可能成為醫生、藝術家、航天員。為了他們不被過早奪走生命，請在公共場所禁煙。”

這個廣告顯然不夠哪吒，沒說“我的孩子可能成為牛魔王和白龍馬”。

我覺得光禁煙是不夠的，還要禁打火機。

第二個故事：卑鄙的利己主義者

這個故事發生在幾年前，可能大家聽說過，可以講得很簡單。

我所在的城市的一所985名校，有一門“科學史”課程即將考試。幾個學生有意識地在聊天群里請老師評價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然后整理了老師的觀點，向校方舉抱了。

有人說這些學生是因為可能掛科而報復老師，也有人說他們想通過舉抱老師讓這科成績取消。不管他們的目的是什么，至少部分地成功了：老師確實受到了處理。

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標志性的故事，它標志著以下兩點：

第一點：高等教育中的“教育”已經很模糊了，我們搞不清是老師教育學生還是學生教育老師，即使在老師的專業領域內。

這種情況幾十年前曾出現過，那時在教育老師的，今天仍然在教育老師，只不過上次是用皮帶，現在是用指示。

也就是說，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我們就完成了一次折返跑。

第二點：如果說這些學生是粉紅，那他們和上個故事中的小A是不一樣的。他們留在小A偶然進入又被拋出的那條精英通道中，而且留在上部。但他們接受的精英培訓的結果，卻是狡猾地利用他們自己可能都不認可的荒誕規則去達到卑鄙的目的。

上一個故事告訴我，粉紅不一定是惡的；這個故事告訴我，粉紅也不一定是蠢的。相反，他們有時候相當聰明。

北大的錢理群先生曾形容一些精英青年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世異時移，粉紅的精英們已經不再精致，而是簡單粗暴地成了卑鄙的利己主義者。

我曾把這個故事講給一個朋友，他嘆息道：“只有等這幫小子畢業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會醒過來。”我們都沒想到，這個時候這么快就到了。

但即使在這個時候，他們也未必能醒過來。甚至他們會變得更加卑鄙。

第三個故事：大洋兩岸同時發生的故事

這個故事發生在最近，可以講得更簡單。

我所在的城市里另一所更為有名的985大學，我的母校，也是我兒子后來的母校，前不久宣布聘用一位日本的著名考古學家為講席教授，然后遭到鋪天蓋地的線上批判。

提出批判的人，不管身份如何，大概應是粉紅，而批判的內容自不必說了。總之，這是一群沒能考進一所大學的人在教育這所大學。

當然，這也不是不行。也在最近，大洋彼岸，就有一位沒有考上哈佛大學的人在教哈佛大學做事。但哈佛大學并不買賬，哪怕這個人是大洋彼岸最有權力的人。

而我這所母校則從善如流，乖乖撤回了對日本專家的聘請。這說明，在大洋此案，粉紅們獲得了某種權力，而且是強大的權力。

在這兩個故事中，我們這個接近一億人口的大省中最頂尖的兩所教育和學術機構，很熟練地屈從于這種權力。而粉紅們，也很熟練于使用這種權力。

這種情況也在幾十年前出現過，這是這兩個故事的真正要點。

第四個故事：星星火炬的故事

這個故事終于比較古老了，但大家可能更熟悉。

1930年，后來的林元帥給后來的毛教員寫了封信，咨詢“紅旗還能打多久？”教員回信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多年以后的一天，作為少年先鋒隊員的我恍然大悟：原來少先隊的標志：星星火炬，就來自這個典故。

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孩子們在接受星星火炬教育，從未變過。這種教育主要有兩種敘事：一，苦難深重敘事，二，斗爭勝利敘事。

這兩種敘事中有兩個大反派：外國人和有錢人。是他們讓我們苦難深重，所以我們必須和他們斗爭。只要斗爭勝利，我們就能過上美好生活。

后來，在一段時間里，生活確實相對美好了，但敘事并沒有變：我們的美好生活，不是因為和他們做生意，而是因為和他們作斗爭。

有時候，斗爭者們發現外國人和有錢人確實過得比咱們好，于是更想斗爭了，一邊羨慕一邊斗爭。孩子們一邊炫耀昂貴的進口玩具，一邊學習打倒外國人和有錢人的故事。

我一直想找到最簡單的方式來描述這種神奇狀況，在刪除了幾千字以后，我留下了以下的句子：

1如果不能成為外國人和有錢人，那就仇視外國人和有錢人；

2如果遇到任何麻煩，都仇視外國人和有錢人；

3如果身邊沒有外國人和有錢人，就仇視遠方的外國人和有錢人。

如果這是一種邏輯，我稱之為“星星火炬邏輯”：仰望星空，手持火炬，隨時準備把星空熏黑。

提供這種教育的人可能并沒有想清楚，他們只是本能地復制自己接受的教育——正如上兩個故事所說，那是幾十年前的。

火炬在手，孩子們就有了某種權力。給他們火炬的人，以為開關在自己手里。但當孩子們帶著火炬長大，當第二個故事中的“那個時候”到來，當他們發現別人是天上的星星而他們只是地上的星火時，可能就會燎原了。

粉紅到火紅，只有一步之遙。如果越野車成本太高，有時候一個打火機就夠了。

對我們這代人而言，打火機最輝煌的用途是在搖滾現場點起來，如星星之火。在沒有搖滾的時代，打火機也可能有新用途了。

孩子如花一樣綻放，但每一朵粉紅的花瓣下面，都可能藏著一個打火機。

毛教員除了說星火燎原，還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到底是你們的”。在某種條件下，這句話的意思是：“世界是星星的，也是火炬的，但歸根到底是打火機的。”

第五個故事：一條船的故事

又是多年前，但比前文說的幾十年前要晚得多。

當時有篇火文，題目似乎叫《我們在同一條船上》。這篇文章收了很多打賞，據說在被風掉之前，限額30萬的銀行卡收爆了好幾張。

這個故事的要點是：它給了我一個錯誤的提示：“寫這種文章能致富”。同時也給了我一個正確的提示：我當時正好寫了一篇差不多題目的文章，于是就發不出來了。

幾年以后，我終于有機會在另一篇文章里說了我的觀點：我們不像別人是登上一條船，我們是被命運扔上一條船的。

郭德綱曾說：泰坦尼克的沉沒，對餐廳里的生猛海鮮來講，就是生命的奇跡。

泰坦，是希臘神話里的可怕的巨神。所以，我們沒有泰坦尼克，只有泰坦克你。

泰坦克你也是一條巨輪，船上裝滿了火炬。船上的人們興高采烈，像戴上紅領巾跳舞的大媽，一不要臉，二不要腦，三不要命。

這條船如果沉了，連生猛海鮮都跑不了。沉沒前會有大火，先把生猛海鮮變成燒烤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