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訂婚強奸案”：輿論不能把民俗與法律混淆

2023年，大同市陽高縣男青年席某某經婚介中心介紹，與女子吳某某建立了戀愛關系；同年5月1日，兩人按當地風俗舉行訂婚儀式，男方預付給女方10萬元彩禮和一枚重7.2克的金戒指，并簽下協議，約定另外8萬元彩禮在婚禮當天再付，并且結婚一年后，在婚房房產證上加上女方的名字。

不料訂婚的第二天下午，男子席某某想偷嘗禁果，在準備的婚房里要求與吳某某發生性關系。在吳某某明確拒絕婚前性行為后，席某某竟然霸王硬上弓，強行脫下她的衣褲實施性侵。吳某某報案后席某某被刑事拘留。2023年12月，陽高縣人民法院一審，以強奸罪判處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

此后，案件被冠以“訂婚強奸案”引發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2025年4月16日，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二審宣判：駁回被告席某某的上訴，維持一審判決。但二審判決不僅沒有平息社會輿論對此案的質疑，反而激起了更強烈的輿論浪潮。從網民意見來看，多數認為被告席某某的行為不應認定為強奸罪。甚至有人懷疑這是女子吳某某在索要彩禮、房產未能滿足其要求后的報復行為。

根據我國刑法第236條的規定，強奸罪是指違背婦女意志，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交的行為。由于此案涉及公民隱私，屬于依法可不公開審理的案件。被告席某某是否使用了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吳某某發生關系，案件二審審判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用案發現場的影像、錄音等證據進行了回應。但質疑定罪證據不充分的聲音仍然鋪天蓋地。這些質疑，除了刑法證據排除中的合理懷疑外，我認為還有一個主要因素是案件在現代法律與傳統禮儀上產生了糾纏。

質疑者認為，訂婚儀式在當地傳統禮儀中等同于舉行了準婚禮。男女雙方已被認為是一家人了，即使住在一起發生性關系也屬于正常事。很顯然，這種觀點與現代法治理念不相容。從訂婚到領證舉行婚禮，形式上雖然是屬于同一樁婚姻的整體，正常情況下，訂婚可以視為雙方在婚姻意愿上的一種契約。但是，現代婚姻是要受到法律約束的，不僅有婚姻法，還與刑法、物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產生交集。在婚姻法中，訂婚不屬于婚姻的法定程序，作為民俗禮儀，男女雙方可以選擇遵循，也可選擇不遵循。在訂婚儀式上，席某某與吳某某雖然就彩禮數量和婚房產權分配達成協議，并支付了10萬元彩禮，贈送了一件黃金首飾。但這種贈予行為，只能表明雙方有進一步走向婚姻的誠意，席某某與吳某某并未形成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當席某某在婚房內向吳某某提出性要求時，吳某某明確表示拒絕婚前性行為，主張了自己的性支配權。此時席某某本應尊重吳某某的意愿，中止、放棄對吳某某的性要求。遺憾的是，喪失理智的席某某精蟲燒腦，還是強行對吳某某進行了性侵。

很多觀點認為，吳某某既然接受了席某某的訂婚彩禮，就有義務配合席某某的性要求，即使席某某強行與吳某某發生了關系，也不能算作強奸罪。這種認識是用民俗禮儀偷換法律概念，將彩禮視同對女方人身權利、包括性支配權的購買。除了這種觀念認識上的誤區外，質疑認定被告席某某犯強奸罪證據不足的理由還有：一是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人席某某對受害人吳某某使用了暴力；二是吳某某處女膜未破裂，陰道內也未檢出精液成份。對這兩點質疑二審審判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是回應過的，只是因為涉及公民隱私，沒有做詳細介紹。處女膜為什么沒破，這是一個膚淺的生理常識，更不能成為是否強奸的直接證據。

另外，很多網民懷疑吳某某是以結婚為名騙取彩禮，最終因在婚房產權證上加名字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便誣告席某某強奸。在此，我承認這是一種合理懷疑，不否認也不肯定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不過，我要普及一點法律常識。女方在結婚前要求在男方婚房產權證上寫上兩人的名字，無非是想證明婚房屬雙方共同財產。其實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寫上女方的名字，也只是男方的一種贈予行為，而且這種贈予是附加了以婚姻為前提條件的贈予。如果婚姻解除，贈予條件也就不存在了，男方是可以依法要求返還贈予財產的。如果本案中的吳某某是因為這個要求未滿足，而心生不滿誣告席某某，無疑她失算了。也奉勸所有準備結婚的男女們，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

目前，不僅被告席某某的父母已明確表示繼續上訴，而且已有多位仗義執言的律師通過短視頻宣示，正在前往大同市的路上，要為席某某提供法律援助。維護正當權益，追求公平正義，既是當事人的權利，也是全社會追求的普世價值。對案件事實和判決，任何人都有合理懷疑的自由，但不能情結化的發泄，更不能別有用心地利用案件蹭流量，劇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