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小米SU7事故的三條人命，有人荒唐地替百度和滴滴感到委屈...

2016年百度爆發魏則西事件，一時間百度猶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員工到外面吃飯開發票都羞于報自家單位，品牌修復至今仍未完成；2018年，高歌猛進的滴滴爆發兩起乘客遇害事件，一時灰頭土臉，公司聲譽降到歷史最低。而最近的小米SU7事故背負三條人命，卻仍有無數米粉為其辯護，官媒也基本沒有下場，于是有人開始為百度和滴滴承受的輿論差異感到委屈，感到不服。

這種觀點實在是荒唐！它們有什么委屈的？

關于小米SU7事故與百度魏則西事件、滴滴乘客遇害事件的輿論差異，本質上是不同時代背景、企業責任性質與公眾認知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事件性質的本質差異：技術風險與系統性作惡的區別

小米事故主要源于過度宣傳、智能駕駛的技術局限與用戶認知偏差。

技術邊界爭議：事故車輛使用純視覺方案（無激光雷達），在夜間施工路段未能及時識別障礙物。根據行業數據，BEV 感知方案對靜止障礙物的有效檢測距離約 100 米，而事故車時速 116km/h，留給系統的反應時間僅 3 秒。這暴露了當前 L2 級輔助駕駛的技術瓶頸，而非企業主觀作惡。

責任分攤復雜：系統在碰撞前 2 秒發出預警，駕駛員 1 秒內接管但操作失誤（急轉向 + 輕剎車）。專家指出，人類平均需要 2.3 秒完成有效接管，而事故中留給駕駛員的時間不足 1.5 秒。這種人機協同的責任模糊性，削弱了公眾對企業的追責意愿。

百度與滴滴的問題純粹是系統性的倫理失序。

百度魏則西事件：醫療廣告競價排名本質是 “用金錢扭曲信息真實性”，直接導致患者選擇無效療法。百度的商業邏輯建立在 “流量變現優先于生命權” 的基礎上，觸及社會道德底線。

滴滴乘客遇害：平臺對司機背景審核不嚴（如 2018 年樂清案司機有犯罪記錄未被攔截），且安全響應機制失效（客服拖延提供信息）。這是典型的 “為追求擴張速度犧牲用戶安全”。

其次，企業應對策略的關鍵分野：透明化與傲慢的較量。

小米的危機公關：數據公開與情感補償。事故后 48 小時內成立專項小組，配合警方調取數據，并通過微博公布關鍵時間線。雖然與平時的微博發帖速度相比，雷軍的動作相當遲緩，但畢竟還是在72小時內親自發文致歉，承諾 “不回避責任”。

技術解釋：強調 NOA 功能的 “輔助” 屬性，指出 AEB 不響應靜態障礙物（如錐桶、水馬）是行業普遍限制。這種 “技術邊界透明化” 策略，部分消解了公眾對 “虛假宣傳” 的指控。

善后處理：小米嘗試聯系家屬并提供支持，盡管初期因警方介入未能直接溝通，但通過 Ecall 系統快速報警的細節被媒體報道。

百度與滴滴則向公眾展示了沒有道德底線的 “錯誤示范”。

百度的 “甩鍋” 邏輯：魏則西事件初期，百度一直堅稱 “醫院資質合法”，將責任推給武警二院，拒絕承認自己有問題，拿公眾當傻B,引發公眾的極度反感。直到聯合調查組進駐公司，才被迫承認其競價排名機制存在“缺陷”。其實不僅僅是“缺陷”，公眾普遍認為那是邪惡。

滴滴的 “程序冷漠”令人憤怒：以樂清案為例，滴滴客服以 “需 3-4 小時處理” 為由拖延提供司機信息，導致警方錯失了最佳救援時間。最后警方“救到”的，只是一具被奸殺后的尸體。這種 “流程優先于人命” 的處理方式，徹底激怒公眾。

可以補充說明的事，直到現在，滴滴公司仍然把“公司隱私”保護的非常完美。在其官網下有無數客服電話，但都是服務于生意的，沒有一個電話或總機可以通到公司辦公室。所有單位和個人欲聯系滴滴，無論業務還是投訴，仍然需要客服人員按流程一級一級上報......

第三、如今的輿論生態已經發生代際變遷，粉絲經濟與信息繭房在對突發事件產生更大的影響。

米粉群體的 “護主” 行為。部分米粉引用小米 SU7 的中保研碰撞測試結果（64km/h 偏置碰撞獲 G 級評價），強調事故中 97km/h 的撞擊超出安全設計范圍。這種 “技術參數論” 試圖將責任歸咎于極端場景；利用 “雷軍創業精神”“小米性價比” 等敘事，將事故轉化為“民族品牌”、 “國產科技突破的代價”。例如，有粉絲在社交媒體稱 “這是智能駕駛必須經歷的陣痛”。甚至有米粉開始惡毒攻擊死者家屬。

雖然米粉顯得無腦、愚蠢、惡毒，但他們通過大量發布個人看法甚至挑起對死者家屬的攻擊，分散了公眾對事故本身的關注，使輿論得到稀釋。

而很“不幸”的是：百度與滴滴出事后，由于其前期的企業形象就比較糟糕，導致它們在出事后的瞬間就被定型為 “全民公敵” 的形象 。

由于魏則西事件涉及醫療公平，滴滴事件涉及出行安全，均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這種 “無差別受害者” 的特性，極易引發全民聲討。

百度事件中，《人民日報》罕見下場，連續發文批評 “百度已死”；滴滴事件后，央視則曝光平臺安全漏洞。在中國，官媒直接介入，放大了事件的社會影響，后果不言而喻。

中國人迷信的說法是：人需要平時行善積德，然后會有福報。企業也是一樣的。百度與滴滴自成立以來，一直存在“信任赤字”，沒有什么企業美譽度：百度長期因廣告問題被詬病，滴滴則多次因安全事件陷入危機，公眾對其 “狼來了” 的容忍度已降至冰點。

所以當負面新聞發生后企業立刻陷入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窘境。

百度與滴滴事件推動了《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與《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規出臺，明確了企業的主體責任。相信小米 SU7事故也將對國內智能駕駛領域強制安全標準的推出，起到促進作用。

最后，我們必須再次提及企業的底線思維問題。

小米亟需建立 “安全冗余優先于商業利益” 的產品邏輯，例如在 SU7 標準版中加裝激光雷達，或限制 NOA 在復雜路況的使用。同時要遠離飯圈文化，正確面對網絡監督，杜絕使用水軍......

百度、滴滴的教訓表明，企業沒有商業道德底線，任何以犧牲用戶權益為代價的擴張，終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這篇文章絕無替小米洗地的意圖，只是就事論事。

實際上本人對小米在事故后的表現非常不滿意，對米粉們的表現更不滿意，那是一種愚蠢丑陋的疾病，得治。

雷軍以親和力走紅，得到了巨大的網絡流量，并長期利用網絡流量為自己的產品背書，他利用個人的流量和人設為產品所的宣傳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一切“饋贈”，皆有代價。某宗教品牌憑借煽動民族主義而熱賣，最終也遭到民族主義的反噬。雷軍的這種宣傳做得越好，被這種宣傳反噬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如這次事故中表現出來的情節那樣——他在這場事故中被詬病為推諉冷漠（對遇難者人文關懷不足）。你既然選擇做明星企業，就要承受大眾用顯微鏡的監督。不能只享受正向的網絡紅利，而不愿意承受苛刻的網絡觀察。

如果豐田汽車出現安全事故，是不會有消費者要求豐田章男出來道歉的（雖然他一定會出來道歉，那是日本企業的道德底線），因為豐田章男只是一個單純的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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