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抓住兩名朝軍戰俘，怎么就成新聞了？

這兩天被俄烏戰場出現朝鮮戰俘的報道刷屏了。烏克蘭在庫爾斯克地區首次俘虜了兩名朝鮮士兵，并已公布審問朝鮮戰俘的視頻。

根據朝軍供述，他們一個19歲，當了4年的兵；一個25歲，當了9年的兵。這次他們是被告知只是去參加訓練而非作戰，烏克蘭方面正在進一步查清情況。

理論上講，有戰爭就有戰俘，朝軍士兵被俘一點也不奇怪。可是現實是，抓獲朝軍士兵確實是新聞，因為這是很困難的事，才會引發關注。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寫到過，在朝鮮，成為戰俘被視為極大的恥辱，比死亡還要糟糕。相反，士兵們被教育開槍自殺或引爆手榴彈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在俄烏戰場的說法是，如果朝鮮士兵在戰場上遭遇不利，要么自我了結，要么被隊友解決，不允許被活捉。

根據最低限度的統計，朝鮮士兵的傷亡也早就超過了1000人，這個傷亡比沒有戰俘是相當離譜的，印證了以上說法。之前烏軍抓獲過一個重傷的朝鮮戰俘，不過很快就死了。這次一下俘虜倆，才顯得不同尋常。

關于成為戰俘，東西方在古代乃至近現代在容忍度上都差異巨大——需要說明，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不會隨意讓軍人投降，都不會鼓勵軍人貪生怕死。但西方允許軍隊在特定條件下主動或被動成為戰俘。

比如美國，根據《美國軍人行為準則》第二條規定。對于指揮官來說，只要下屬認為還有理由抵抗敵人，只要部隊仍然可以作戰和脫逃，就絕不能下令投降。反之，則可以有尊嚴地投降。該準則同時也規定，對于士兵而言，當用盡所有合理抵抗行動，再繼續抵抗除了死亡而別無選擇時，可以考慮投降。

如1942年5月5日，美軍駐菲律賓總司令溫萊特發現自己的軍隊彈絕糧盡、士兵們連動物都吃光了的時候，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發出了最后一封電報：

“請告訴全國，我的部隊和我本人已經完成了人類所能做的一切，我們捍衛了美利堅合眾國和她軍隊的優秀傳統……我帶著深深的遺憾和對我頑強軍隊的無限自豪去見日軍指揮官了。再見了，總統先生！”

之后，他帶領7.5萬名美菲聯軍向日軍繳械。

但在東方不是這么一回事，即使在彈盡糧絕、取勝無望的情況下，東方軍隊也多數會選擇繼續搏斗、死磕到底。

比如二戰中的日本軍隊，出了名的死硬，動不動就玉碎。想要活捉日本俘虜是非常困難的事，更別說投降了。

部分原因，是西方講究自由主義，個人至上；東方講究集體主義，犧牲個人權利。換句話說，東方歷史上的集權政治容易培養出勇于犧牲的價值觀。因為集權政治的特點總是強調集體的利益，而漠視個體的利益。

此種沖突可參見1863年李鴻章在蘇州的違約殺降，英國人戈登的反應堪稱炸裂。他先是威脅由昆山帶輪船炮轟淮軍，然后直接調常勝軍進入蘇州搜捕李鴻章。李鴻章逃匿后，戈登又聲明，他將不受李鴻章節制，不協助清軍作戰。還寫信給北京英國公使卜魯斯，要求他迫使清廷懲處李鴻章。

戈登為何如此大發雷霆？主要是因為他也曾參與議降會談，承諾了郜永寬等太平天國八王的人身安全。李鴻章背信，使他名譽大損，違反了他“榮譽的信條、文明的道德和基督教的教義”。當時的報紙抨擊他說：

戈登少校必須釋清群疑，否則他不僅在后代眼中成為一個不光榮和不受贊美的角色，并且還要成為一個向程將軍和現任江南撫臺販賣人血的惡棍。

然而站在集權者的角度看社會，個體的生命大約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再近一點，當年的日本不就是如此么，軍國主義依賴于高度集權統治，是舊日本帝國的主導思想。在舊日本帝國，“忠君”、“愛國”、“正統”和“大一統”，是其歷史上思想內核的重要組成部分，忠于天皇高于一切，對不對是不需要考慮的，個體的生命更是無足輕重。

好在經過二戰洗禮，日本終于成為了一個正常的國家，不再允許那么喪心病狂的思想生長。而且，士兵在戰場上特定條件下允許被俘這種事，今天幾乎已經被全世界所接受。但朝鮮是個例外，它從制度、文化上仍然是集體主義。在這種背景下，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念，自然也是輕視個體的利益，只為凝聚成一個強大的整體。為了大我只能犧牲小我；為了大家只能犧牲小家，所以上了戰場，勇于犧牲當然是被鼓勵的——不管有沒有價值。

因此，活捉朝鮮士兵極為困難。從這次的視頻看，朝軍是在樹林中被烏軍無人機投彈炸傷，暫時失去行動能力才被生擒。否則，怕是也要死戰到底的。

那朝鮮士兵為何心甘情愿接受死亡呢？

一是因為如上所述，長期身處集體主義的環境之中，思想上早已形成刻板印象，認為陣亡是光榮的，被俘才是可恥的。

二是實實在在的后續問題。兩個朝鮮戰俘中，一個表示愿意留下，一個表示想要回去。想留下可以理解，想回去可不是鬧著玩的。

還是源于東西方對投降的容忍度，溫萊特將軍率部投降后，成為戰俘飽受摧殘，直到1945年8月18日重獲自由。回國以后，他受到杜魯門總統的親切接見， 并于1945年9月2日登上了美國海軍密蘇里號的甲板，參加了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回到美國后，他被授予國會榮譽勛章，被任命為美國東部防區司令。

他的主要成就是：保護7萬美菲聯軍生命。直到他離開人世，美國人民一直將他視為英雄，認為他是一位勇敢的將軍。1972年，他們為他寫了本書，名字叫《巴丹英雄》。書中寫到：

為了士兵的生命，而放棄一個職業軍人的榮譽，選擇向對手投降，這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氣。喬納森·溫萊特做到了，他在榮譽面前選擇了責任，他是當之無愧的國家英雄！

但東方迥然不同，上個世紀朝鮮戰爭結束后，朝鮮戰俘回國后，待遇一言難盡。

可既然這樣，朝鮮戰俘為啥還愿意回去？

這是其三，不能不提到管理模式問題。

我舉個例子，三國時期毌丘儉、文欽不服司馬氏，在淮南起兵叛亂。司馬師找王肅商量對策，王肅說你不用擔心，想想當年關羽是怎么完蛋的？那些淮南駐軍的父母妻子都在內地，我們只需馬上派人把這些“軟肋”控制起來，淮南叛軍就會馬上土崩瓦解的，他們怎么可能不顧“軟肋”的死活，一條心跟隨毌丘儉、文欽造反呢。司馬師照做，果然就挫敗了毌丘儉、文欽。

朝鮮士兵當然也是有軟肋的，戰死光榮，被俘恥辱不說。父母妻兒怎么辦？換了你，你怎么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