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高考難度，不如改變評價方式

熊丙奇/文 中國科學院院士、無機化學家李亞棟，近日在接受采訪時的表態引發關注。他直言，“教育要解放人，要整體降低高考難度，尤其是降低數學與物理的難度。”不少家長期待這一呼吁能落地，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

但通過“降低高考難度”來推進減負，只是聽上去很美。降低高考難度，甚至連有限的減負效果都難以達到，反而有可能加劇題海訓練的程度。

很多家長把學生學業負擔重的原因，直接歸為中高考考試太難。還有一些家長抱怨：“學的是一粒沙，考的是撒哈拉。”他們認為學校平時教學難度與考試難度脫節，校外不得不給孩子報培訓班“上難度”。

但問題在于，高考降低難度，學生考分高了，名次卻沒有提高，照樣無法進入更好的高校。我國高校錄取是根據學生的高考排名，再結合志愿進行投檔。如果兩名考生高考總分相同，則要根據語數外科目分數、選考科目分數等進一步區分出不同的名次。大學錄取實行“名次評價”的方式，這使得降低高考難度帶來的減負作用十分有限。

當前的高考，降低難度的空間也不大。雖然每年高考結束，都有不少自媒體炒作“考題把考生難哭了”，但從各地教育考試院公布的高考分段表看，滿分750分，考700分以上的大有人在。如果再降低考題難度，各省市的高分生恐怕會扎堆。備考階段也會出現更嚴重的刷題提分現象。與李院士建議的“降低高考難度”相反，還有一些專家建議提高考題難度及區分度，以遏制題海戰術——刷題也提高不了考分，就不要刷了。

但這也不現實。只要高考的“選拔考”性質不變，就會有刷題應試的對策。因此，關鍵還在于推進高考從“選拔”轉向“評價”。大學不是用高考成績作為唯一的依據排序錄取學生，而是把高考成績作為評價學生的依據之一，對學生進行綜合評價。比如，可以針對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學校，劃定基本的分數線，由達到成績要求的學生自主申請，學校綜合評價之后擇優錄取。

當前高考志愿的填報和錄取，存在一定的博弈色彩。在高考成績公布后，考生需要根據本人的高考名次、大學（專業）往年的錄取情況，填報志愿。大學對投檔進來的考生按名次、專業進行錄取。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生被大學錄取后放棄報到，其背后真實的原因是選擇機會有限——雖然可以填報多個大學（專業）的志愿，但只能投檔到一所學校、拿到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

在填報志愿的博弈中，大學每年的錄取分數、位次都會起伏變化。今年高考錄取期間，部分985高校在某些省份的錄取分數（位次）大跌，引發輿論關注。這是因為受往年錄取情況、今年外部輿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報考這些學校的高分考生減少。而來年，這些學校的錄取分數（名次）又可能大幅上揚。這種波動讓學生填志愿變成一種博弈，既存在志愿填報的焦慮，又可能因對獲錄取的大學或專業不滿意，最后放棄報到。如果一名學生可以獲得多張錄取通知書，再根據自己對所錄取大學及專業的喜好、獎學金發放情況進行選擇確認，可以提高學生對大學和專業的滿意度，也促進大學之間的競爭。

將高考錄取方式從選拔轉向評價，可以漸進式推進。比如，在強基計劃與綜合素質評價錄取中，將現在由學生填報志愿、按計劃投檔的方式，轉變成學校在高考成績公布后，自主提出申請成績，達到申請分數的學生再自主申請多所大學。由大學結合高考成績、學生的中學學業成績、大學校測等進行綜合評價錄取，一名學生可以同時拿到多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并自由選擇。

相比于按名次選拔錄取，由高校進行多元評價，會增加其他主觀因素，這讓輿論擔憂不能保障公平。但這不是不推進改革的理由。一方面，強基計劃與綜合素質評價已經積累了多元評價的經驗，改變申請方式只是更進一步。建立公開透明的多元評價體系，接受社會監督，遏制其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這應成為改革的目標，而不是因噎廢食。另一方面，通過賦予學生更大的選擇權，可以督促高校提高多元評價的公信力，提高辦學質量，吸引優秀學生選擇。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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