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誰在制造網紅城市：當都市生活遇見數字文化

網紅咖啡館、網紅餐廳、網紅景點、網紅街道、網紅城市……不知不覺間，“網紅”已經變得無處不在，改變了附近和遠方，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網紅究竟指什么？在數字空間發生的網紅文化如何影響線下的城市空間？這些問題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人文地理學者Carwyn Morris的研究興趣所在。

2005年，剛剛高中畢業的Carwyn在間隔年從英國鄉村來到中國甘肅，在天水的一所職業學校當英語老師。接下來的十年間，他見證了中國城市空間和數字文化的飛速發展，將個人的經歷和興趣變成了學術旨趣。在對重慶李子壩地鐵站、長沙文和友餐廳和北戴河阿那亞度假地產等網紅地標的研究中，Carwyn和他的學術伙伴提出了“網紅都市主義”的概念，用以描述數字奇觀和城市空間的循環互動。

Carwyn認為，網紅首先是一個與受眾（audience）有關的現象，是那些在社交網絡上發布內容、分享經驗的人讓網紅塑造的循環得以開始并不斷重復。2022年開始，Carwyn和他的學術伙伴發現，一座冷門的德國城市因為發達的亞洲飲食文化在中文社交媒體小紅書上成為了“網紅”，于是開始了對杜塞爾多夫的研究。2025年春天，Carwyn接受了小紅書的邀請，踏上了重訪杜塞爾多夫之旅，這次旅程被拍攝成了紀錄片《尋找杜塞爾多夫》（a flaneur and Düsseldorf），于北京時間10月26日在中德兩地同步放映。

《尋找杜塞爾多夫》（a flaneur and Düsseldorf）紀錄片劇照

近日，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對Carwyn進行了專訪，從他的個人經歷出發，談到他關于網紅與城市的研究，以及拍攝紀錄片的發現和思考。在Carwyn看來，中國是全世界城市化和數字文化最為發達也最為復雜的地方，因而最有可能誕生新的概念和理論。在一個人文地理學者的眼中，一切都與空間和規模有關，還有人的情感和認同。

澎湃新聞：請先談談你的個人經歷，你為什么對研究中國的流動人口和數字文化感興趣，這和你的成長經歷以及在求學、工作過程中的遷徙經歷有關嗎？

Carwyn Morris：我長大的地方是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一個300人的小村子，現在大概有350人。2005年高中畢業后，我開始了間隔年。來中國其實是一個意外。當時我申請了一個慈善機構的志愿項目，經過兩輪選拔之后，我被要求填一份表格，在上面勾選三個有意愿前往的項目地。當時的我是一個喜歡日本動畫和電子游戲的青少年，所以我的首選是一個北海道的項目，第二選擇是一個參加過這個項目的朋友推薦的泰國，然后我看了一下地圖，發現在日本和泰國中間有一個中國的項目點，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就選上了，結果我就被派到了甘肅天水，在一所職業學校當英語老師。

天水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偏遠的小縣城，很多人可能是因為去年清明前后天水麻辣燙成為網紅才知道這個地方的，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天水也是一個大城市。我教的學生學的是酒店管理和幼兒教育專業，他們會用QQ和已經畢業的朋友交流，很多人會打《反恐精英》。他們都準備在畢業后成為流動人口，去更大的城市發展。而我在英國小村的時候，在網絡上看到全世界，我和他們的感受是有些相似的，我也想去體驗充滿活力和變化的城市生活。在天水的一年里，我也會去中國的其他城市，我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感覺，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正在發生：這里很有活力，好像有一種潛能，每個人都有想去的地方想干的事情，到處都在蓋大樓，馬上又要舉辦北京奧運會，所有人都對未來懷有希望……所以我不想回英國，想繼續在這里發展一下，于是天水的項目結束之后我搬到了西安，在阿斯頓英語、新東方、環球雅思之類的培訓機構教英文。但我也會受到我媽媽的壓力，她想經常看到我，經常跟我聊天，那時候我們會用Skype，我就覺得這些即時聊天的工具和后來的社交媒體可以稍稍緩解我的這種壓力，如果我多發一些內容，可能我媽媽就不會那么擔心我，那么想要我回英國，我想這也是很多離開家鄉的人共同的感受。

那個時候我還是個年輕男孩，喜歡打游戲，經常買一些奇奇怪怪的電子產品。我當時有一些西安外國語大學的朋友，經常一起去夜店蹦迪。大家一起吃宵夜聊天的時候，有女生會吐槽自己的男朋友，說他是個Dota男。這讓我很驚訝，因為在英國，像她們這樣時髦的、受到很好教育的年輕女性是不會知道Dota是什么的，這個人群不會掌握關于數字文化或者游戲文化的知識，也不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網絡用語，而在2006年的中國，數字文化已經開始融入生活，成為一種線下文化，這方面大概領先英國5年左右。從這時候開始，我就開始關注中國的數字文化了。

后來我在倫敦政經讀人類學碩士，讀關于中國流動人口的文獻，發現這些書里講的都是最底層的流動人口，大部分不會講到他們的數字文化。但因為我自己的經歷，我知道遷徙不一定只發生在底層，我的大部分朋友都經歷了遷徙，從天水、西安到成都、北京、上海或者國外的城市，他們當中有一些人來自底層，但大多數人的家境都還可以。所以我覺得英語世界的學者寫的中國流動人口，和我看到的不一樣，我就決定做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在2015年我寫博士研究計劃的時候，我已經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做品牌戰略文化咨詢的工作，收入和現在差不多，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在業界工作的話，就沒法深入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議題，所以還是決定讀博。

所以，我的研究興趣不光是和我在英國的經歷有關，也是我在2005年到2015年之間在中國的所有經歷、認識的所有人，讓我慢慢地往這個方向走。

澎湃新聞：“網紅”這個概念是如何成為你的關注點的？

Carwyn Morris：在2005年左右，我就在新聞上看到過“芙蓉姐姐”等中國網絡紅人的新聞，但沒有特別關注。但是因為我自己打Dota、英雄聯盟、Dota2這些電子游戲，所以我一直關注電競選手。在2011、2012年的時候，我開始關注他們怎么賺錢，他們在線上的社群里面非常有名，我對于網絡名人或者說網紅最早的關注是因為電子游戲。

長沙網紅餐廳文和友

至于把網紅作為研究課題，是在2019年，我當時在做一個關于中國城市的小項目，想知道為什么很多人離開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去了像長沙這樣的二線城市，我當時在知乎上經常看到有人會寫：長沙是個網紅城市，你不會覺得這個地方很落后，我們有超級文和友……我突然想到，2017、2018年我在北京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吃東西，有一個朋友就說我們要不要去工體那邊的一個網紅餐廳，其他的朋友表現得很嫌棄，但還是去了，不僅吃了飯，還拍了照片，還發了朋友圈。當看到知乎網友說長沙是個網紅城市的時候，我想起了以前已經去過的網紅餐廳，就開始做一些研究。

后來我跟另外兩個也是做人文地理城市研究的學者朋友（Amy Y. Zhang, Asa Roast）聊這個事情，他們就聊到了重慶李子壩地鐵站，那個時候也有很多朋友邀請我去阿那亞，我們后來就合寫了“網紅都市主義”（Wanghong Urbanism: Towards a New Urban-Digital Spectacle）那篇論文。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是2015年。當時我跟在北大讀博的朋友趙珞琳聊天的時候，她給我看了一些數據，數據顯示2015年是一個重要的分界點，從此以后“網紅”這個縮略詞超過了“網絡紅人”，開始被廣泛使用。2016年之后，網紅后面開始出現各種跟城市空間有關的詞，比如網紅打卡、網紅旅游等等。昨天的放映會上，董晨宇教授說一旦一個詞從名詞變成了形容詞，就很了不起，我一直以來也有這種感覺。

澎湃新聞：“網紅”一詞的含義包含很多層次并且在不斷變化，你如何定義網紅？這是當下數字時代中國的獨特現象嗎？Wanghong和英文世界的internet celebrity、influencer等概念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Carwyn Morris：網紅肯定是一個中國概念，從字面上可以翻譯成Internet fame，而英文世界用的詞匯是influencer、internet celebrity、micro celebrity、Instagram hot spots、TikTok hot spots……很混亂，需要用非常多的詞匯來描述這種現代的fame。全世界都有在網絡上出名的人或事物，而且在全球、國家、地區、城市、街道等各個層面都會有，以前英文里面有一個說法叫“big name on campus”，指的是一個大學校園里最有名的那個人，而網紅這個詞特別靈活，可以把所有相關的現象都概括進去。至于是因為這個詞匯本身的靈活性所以它被用來包羅萬象，還是因為人們開始用網紅形容餐廳、城市等等所以這個詞匯才變得靈活，這很難界定，這兩件事似乎是同時發生的。而因為網紅這個中文詞匯的靈活性，它也加速打開了網紅概念的內涵，讓它的形式變得更加多樣化了，同樣的事情沒有在英文世界發生。而事實上，網絡上的fame已經是現在的主流，傳統的媒體、名人或許影響力比一般的網紅要大，但在這個時代已經成為了少數，這是fame這個概念本身的進化。我覺得wanghong是最適合描述當下文化現象的詞匯，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它。2022年我們辦了一個關于“網紅都市主義”的工作坊，邀請了很多研究網絡上的著名地點的專家學者，剛開始他們會問網紅是什么，過了兩天，大家都在說這在圣保羅是個網紅地標，那個也是網紅，說明這個詞確實很好用。中國的數字文化是最發達的，從中文當中提煉概念也是合理的。

對網紅的定義是我和紐約城市大學的陳雨塵老師正在合作的一個項目，我們在檢視這個詞匯被使用的歷史時發現，它越來越向一個空間概念移動，所以我們想要提出一種超越“人”的對網紅的定義。這是一個還在進行中的研究，所以我還不確定最后會怎么下定義，但我認為網紅首先是一個與受眾（audience）有關的現象，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選擇過程，雖然這個過程中也會有很多力量介入，但如果不是受眾自發地對這個人、事物或空間感興趣，一家公司或者其他方面投入再多的資源，也不可能制造出網紅。在我們目前的模型當中，網紅還與空間（Spatially relational）、欲望（Desire）、特異性（Alterity）、愉悅感（Pleasantness）、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暫時性（Temporality）有關。

根據日本漫畫家浦澤直樹的同名原著改編的動畫《Monster》中的杜塞爾多夫街景

澎湃新聞：你最初為什么會把杜塞爾多夫作為研究對象，后來又為什么決定參與紀錄片《尋找杜塞爾多夫》（a flaneur and Düsseldorf）的拍攝？

Carwyn Morris：無論是李子壩、文和友還是阿那亞，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并且滿足了受眾或者說社會的某種需要、某種渴望，我覺得網紅的概念模型里可能還要加上社群（community）。21世紀的前20年，世界范圍內社群都在衰落，尤其是在大城市里，而參與一個網紅現象，事實上也是在參與一個社群事件。比如文和友餐廳，首先它是一個很好玩的空間，也很適合拍照，但同時它提供了一種即將消失的飲食文化體驗，它把傳統的夜市整合進了干凈整潔的城市空間里面，滿足了一個群體對于某種文化的懷舊和渴望。想要真正理解一個網紅城市是如何造就的，需要做很多的受眾研究，但中國的網紅城市太復雜了，往往代表了很多不同的敘事或情感，所以我會在歐洲城市做這樣的研究。比如杜塞爾多夫，我覺得它之所以會因為亞洲飲食在小紅書上成為網紅，一方面是因為很多華人覺得可以不用飛回北京或者上海，去杜塞爾多夫就可以吃到這些美食，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選擇；但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一種文化經驗，讓人們覺得自己被看見了，它肯定了大家的存在感，讓這些華人覺得自己不完全是外來者，這里也有屬于我們的生活方式，這種體驗讓社群得以誕生。

至于參與紀錄片的拍攝，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這會很有趣，參加這個項目本身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研究，這個項目也為我打開了很多扇門，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的研究立場。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時代，這導向的是國家之間的對話，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只關心國家層面，那么就有可能把人等同于國家的代表，而不再是人本身，這包含著潛在的危險。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也包括部分的網絡空間當中，這種去人性化的敘事是主導性的。但在我的研究當中，我看到的是充滿人性和文化的事件的發生，所以我希望通過我的參與，在這個項目中強調各種關系當中富有人性色彩的部分。我覺得身為學者有責任參與公共敘事，盡可能地跟更廣大的受眾分享這些發現。具體來說，很多人看到的敘事是在杜塞爾多夫有很多中國資本，比如華為、中興等等，但我想要強調的是，這些在中國企業工作的人，他們也是父親和母親，他們的孩子在當地上學，他們想要讓孩子嘗到家的味道，也想和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文化。他們希望創造一種多元文化的社群，在其中人們可以看見彼此，感受到人情味。我希望展示在貿易、GDP、科技巨頭和地緣政治之外，充滿活力的中國文化經驗也融入在歐洲的日常生活之中。

杜塞爾多夫

澎湃新聞：重訪杜塞爾多夫之后有什么新的發現？究竟是誰讓它成為了歐洲的“網紅”城市？社交媒體用戶、算法平臺和城市管理者在網紅城市的制造中各自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Carwyn Morris：剛開始做這項研究的時候，我想知道杜塞爾多夫的中國人是不是在當地復制了中國國內的都市主義。因為拍攝紀錄片，我認識了一個網名叫怪素的小紅書用戶，她在杜塞爾多夫的藝術圈工作，平時也會拍自己的city walk，介紹這座城市和藝術有關的歷史。她帶我去了一家兩個中國藝術家開的藝術空間。我們去拍攝的時候那里正在舉辦一個為期一周的讀書會，主題是非裔藝術家的藝術實踐，還邀請了一些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來表演和分享，我們去的那天是一個南美的藝術家在做分享，參與者當中有中國人、德國人（包括少數族裔的德國人）、非洲人、中東人，等等。我沒想到會在杜塞爾多夫看到一個這么多元文化的、世界主義的藝術空間。這個藝術空間并不是“中式”的，而是“全球”的。

一座網紅城市的誕生必然是很多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在杜塞爾多夫這個案例當中，最重要的還是受眾，包括中國留學生、中國商人和中國企業的雇員等等，首先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基礎受眾群體，他們想要體驗生活分享文化，所以會在社交媒體上發跟杜塞爾多夫相關的內容，這些內容吸引別人前來，來的人多了，就有更多的人來投資開店，又產生出更多的內容，受眾是這個循環得以完成的基礎。小紅書的算法和內容呈現方式也很重要，它提供了一個全球性的線上中文社群。在之前的論文里，我們說網紅都市主義是一種都市數字景觀，但杜塞爾多夫的特殊之處在于它的景觀性其實不是那么強烈，它提供的是一種更微妙的文化體驗感，而小紅書的算法顯然對這類內容給予了支持。杜塞爾多夫的日本移民文化讓這個城市對亞洲人而言更親切，而日本移民社群的衰落又為中國移民的到來打開了空間。當地政府在和日本企業長達60多年的合作當中了解到了亞洲公司需要什么，杜塞爾多夫所在的北威州是德國留學生最多也最為富裕的地區，它對于非歐洲人口，尤其是東亞人的開放程度是沒有任何德國城市可以與之相比的。

澎湃新聞：那么，杜塞爾多夫是誰的“網紅”城市，當地人知道自己的城市成為了“網紅”嗎？

Carwyn Morris：當地人可能感受到有一些變化在發生，他們可能也感覺到這個變化跟中國有一些關系，但因為杜塞爾多夫之前就有日韓文化，所以他們可能分不清楚究竟是哪個亞洲國家的文化。雖然可能搞不清楚狀況，但還是有很多非中國人參與到新的飲食文化當中。這也和各個社交媒體不同的呈現方式有關，Instagram、Tiktok、小紅書像是一個個策展人，通過自己的算法將它們想要呈現的內容推送給用戶，小紅書攻略式的呈現方式可以讓用戶更容易地了解到一個城市的方方面面。我有一次在Instagram上刷到過一個美食博主，他在介紹一家在小紅書上已經非常火的餐廳時說“這是一個很少人知道的、很有潛力的美食打卡地”……所以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之間，存在著信息差和時間差。通過拍攝這個紀錄片，我也希望能讓杜塞爾多夫的德國人更了解他們get不到的變化。

澎湃新聞：紀錄片中有一個細節，杜塞爾多夫沒有唐人街，中餐廳和其他由中國人經營的場所是分散在城市各處的，在這里不同文化之間的區隔似乎被打破了，這種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是一種全球化的理想圖景嗎？但另一方面，當地的中國人熱衷于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有關系緊密的中國人社群，是否又體現出一種全球化的悖論？

Carwyn Morris：我覺得這是更理想的。唐人街的形成是因為最早移民西方的華人受到了很多種族歧視，所以他們聚集在一起來抵抗這種歧視。直到今天，唐人街還是對于中國投資者有著很強的吸引力。比如倫敦現在雖然到處都有中國餐廳，其中也有不少網紅店，但很多投資者還是會選擇在唐人街附近開店，這種區隔對于一個城市的多元體驗是有影響的。杜塞爾多夫的一條街道上，會同時有中國餐廳、德國餐廳、土耳其餐廳、韓國餐廳、日本餐廳開在一起，這其實更像是在中國一線城市會看到的情景，我不會說這是中國城市化的復制，但這確實更接近中國現代的都市風格。

海外的中國人為什么更喜歡用中國的社交媒體，一方面可能是他們覺得其他社交媒體上沒有他們想看的內容，或者擔心自己不能被很好地理解；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不同的數字空間之間缺乏流動性。在1990年代我開始用網絡的時候，玩各種各樣的BBS，每個BBS上討論的話題都不一樣，所以要經常在不同的BBS之間跑來跑去，所以對我來說換一個軟件，從而看到另一個角度，認識一些新朋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對于很多人來說，他們可能更習慣呆在自己的舒適區里面。不同網絡空間之間的斷裂是真實存在的，但并不是沒有建立聯結的可能。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懷著好奇心去不同的平臺上看看，雖然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多元文化主義，但如果想要建立一個更開放更友好的社會，這種聯結是很有必要的。

《尋找杜塞爾多夫》劇照

澎湃新聞: 在這部紀錄片中，你由當地的小紅書博主們帶路探訪了各種“網紅”地標，這種游覽方式相比起flaneur描述的漫游，是不是更接近中文語境中的city walk？

Carwyn Morris：我也經常會思考這個問題，從研究立場上來說，研究網絡或者說社交媒體與城市的關系，肯定會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打卡點，需要去現實中的城市里看看它們是不是存在，和網上看到的是不是一樣，但與此同時，也要看看城市里有什么，有沒有人把它發布到網絡上，如果沒有人發布可能是因為什么。你需要做一個雙重的flaneur，同時在物理城市空間和數字城市空間漫游，要用好奇的狀態觀察每一條街道，既要在城市里尋找被大多數人忽視的細節，也要在社交平臺上查看沒人發現沒人點贊的帖子。這是一種很有用的研究方法，會讓你得到很多原來想不到的經驗。但我也沒有做得特別好，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立場。如果我們兩個在同一個地方，我作為一個英國白人男性和你作為一個亞洲女性，看到的東西和我們的感受可能會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讀博士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做田野調查，但現在我更希望有一個小組，一起進行一種很隨意的city walk，一起觀察并不停分享，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探索方式。

Lonely planet：China(2022)

澎湃新聞: 打卡的旅行方式并不是在社交媒體出現后才開始流行的，網紅打卡和過去跟著旅行指南（比如《孤獨星球》，《米其林指南》）打卡的旅行方式有什么不同？

Carwyn Morris：我在2005年來中國的時候，住在西安的一家青年旅舍，那里有一本2002年的Lonely planet：China，但我就會想，里面介紹的東西不知道還在不在，也不知道寫這些城市旅行指南的人是不是真的了解他們所寫的城市。小紅書的用戶特別好的地方是，他們一直在撰寫關于生活和城市的指南，這和《孤獨星球》、《米其林指南》很像，但更與時俱進。雖然我們并不是一直都需要最新的東西，有時候有一個靜態的文本是很好的，但大多數情況下，小紅書用戶提供的更動態、有更多人參與的指南是更好的選擇。經常有做旅游研究的朋友問我，去網紅打卡點和過去的旅游有什么不一樣，我覺得受眾的參與性是最大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到提供指南的人是誰，可以決定是否信任他對一家餐廳或者一個景點的評價，這是一種更個人化的經驗。

重慶網紅打卡點李子壩地鐵站

澎湃新聞：盡管擁有很多獨特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稟賦，杜塞爾多夫原本是一座相對冷門的德國城市，相應的，你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提到中國的網紅城市大多都是二線城市，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盡管有很多網紅地標，但不太會被稱作網紅城市。這是否意味著對于無法躋身一線的城市而言，成為網紅城市是一個值得向往的城市身份？

Carwyn Morris：我剛開始研究網紅城市的時候也是網紅城市剛剛開始受到廣泛關注的時候，那時候我就注意到一個特大城市不太會被賦予網紅城市的標簽，因為它們已經有一個很突出的城市身份。像上海這個城市，它不僅是一個大都市，也是一個全球性城市。全球性城市的功能是將整個國家和全球經濟網絡連接起來，允許全球資本由此進出。一個國家的全球性城市也不能太多，中國的一線城市基本上可以說是全球性城市。而中國的二線城市，比如重慶，重慶有3000萬人口，英國的人口是接近7000萬，也就是說重慶幾乎是半個英國，這樣一個城市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會是最大的城市，成都、武漢、西安、長沙、南京、杭州……都是這樣。但在中國，這些城市無法成為一線城市，那么它們的身份是什么呢？一座城市的居民，他們的身份和城市的身份是相互影響的，他們想要一個更大的、更新的、更現代的城市身份，網紅城市一度是一個足夠好的新城市身份，目前可能也還是有效的，但我們的城市在不斷進化，對于新身份的渴望和追求永遠不會停歇。像淄博、天水、曹縣這樣的小城市而言，它們確實是因為網絡才會出名，網紅城市對它們而言可能是合適的身份，但對于重慶、成都、西安、長沙等等有趣的、重要的、有影響力的、激動人心的中國城市而言，網紅城市只是它們尋找身份的第一階段，我希望它們可以發明新的城市身份。

中國的城市化旅程的復雜性是無可比擬的，其中的很多問題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覺得西方的地理學概念或者城市化理論對于理解中國的城市身份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幫助。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的城市，中國是建構21世紀的城市理論最合適的地方。而如果想要理解數字文化，我也會推薦將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網紅城市就是都市文化和數字文化在當下相遇的一個例子。

澎湃新聞：成為網紅城市會如何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或者換一種說法，你會期待自己的家鄉或者自己生活的城市成為“網紅城市”嗎？

Carwyn Morris：我覺得我不會，因為網紅本身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我覺得名聲本身不是問題，我希望我家鄉這個350人的村子有一個網紅酒吧或者一個網紅餐廳，或者附近有一個網紅農場，這會帶來一些好處，但如果我的村子有一個網紅打卡點，我希望我們可以先好好討論一下可持續性的問題。

在“網紅都市主義”那篇文章里，我們說網紅是一種復制的邏輯，但這種邏輯當中包含著一種自我破壞的悖論，因為一旦一個模型被過度復制，它就不再可欲了，受眾的感覺會從有趣變成厭惡，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隨處可見的“我在某地很想你”路牌。所以如果過度地投資在網紅的復制上面，就會造成很大的浪費，既是經濟上的浪費，也是對資源和可持續性的浪費。在傳統媒體的時代，機構扮演了守門人的角色，防止重復的文化產品過度生產；在數字文化的時代，參與都市生活的各方力量和機構都需要好好思考和討論這個問題，都市數字生活是一個需要治理的公共空間，應該由各個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對我來說，網紅研究是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我希望理解網紅背后的平臺、經濟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