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內斗再升級！奧巴馬當眾朝特朗普政府開炮，一句點評太犀利

美內斗再升級！奧巴馬當眾朝特朗普政府開炮，一句點評太犀利

哈嘍大家好，今天我們聊聊美國內部的混亂政局！特朗普與拜登的執政風格看似針鋒相對，實則都是為挽救美國頹勢的“救火者”，二人對美國國力衰退的認知高度一致，差異僅在于“救火”的路徑選擇。

拜登的核心打法是“對外樹敵聚合力”，通過拱火俄烏沖突、炒作亞太危機，以戰略威逼壓制中俄，為美國內部改革爭取時間窗口。

這種戰略邏輯源于美國冷戰后形成的“霸權維護慣性”，即通過制造外部沖突轉移內部矛盾、凝聚盟友共識。

在此過程中，“收割盟友財富”成為附帶的關鍵收益，歐洲作為與俄羅斯地理相近的盟友，首當其沖成為美國能源、武器出口的“提款機”。

更深處，美國政壇暗藏著對“復制冷戰勝利”的幻想：若能擊垮普京領導的俄羅斯，便可重演上世紀90年代肢解蘇聯的戲碼，收割俄羅斯數十年積累的能源、軍工等核心財富，為歐美經濟危機“輸血”。

按照這一劇本，擺平俄烏沖突后，美國將立刻集中精力遏制中國，可惜這一“雙線對抗”的野心，早已被俄烏戰場的膠著態勢擊碎。

這種戰略失效直接反映在政治層面，民主黨此前的敗選，與俄烏沖突未能達成預期目標存在明確的因果關聯。

俄烏戰場的僵持不下，讓美國的戰爭儲備持續消耗，這一狀況不僅讓美國本土焦慮，更觸動了中東盟友以色列的神經。

以色列作為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利益支點，其安全保障高度依賴美國的武器支持，在以色列看來，美國囤積的軍火本應優先滿足自身在中東的安全需求。

短期內在俄烏的投入尚可容忍，但一旦戰事長期化，以色列對美國戰略重心偏移的不滿便會轉化為政治行動，這正是以色列軍方及猶太復國主義分子選擇與特朗普結盟的核心動因。

特朗普上臺后的戰略調整，本質是對“雙線對抗”失敗的糾偏。他以“撥亂反正者”自居，放棄了拜登“同時應對中俄”的冒進策略，轉而推行“戰略收縮、聚焦對華”的霸權維護方案。

其上臺后迅速發動的關稅大戰，表面看是“收割全球”，實則精準鎖定中國，通過貿易施壓試圖攫取經濟利益、逼迫中國讓步。而所謂“緩和對俄關系”僅停留在口頭表態，任內并未停止對俄能源企業等領域的制裁。

特朗普的對俄策略并非“聯俄”，而是“有限降溫以集中精力”，但這一算計仍未達成預期效果。中國近年來在經濟韌性、科技自主等領域的突破遠超其預期，尤其是在貿易反制中展現的產業抗壓能力，徹底打破了美國通過關稅戰壓制中國的幻想。

對特朗普而言，后續持續出招已成必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國的內部矛盾如貧富分化、產業空心化等已積重難返，若不能通過外部突破轉移危機，衰亡將無法逆轉。

拜登與特朗普的策略分歧，本質是美國霸權維護的“路徑之爭”，但這種突破傳統規則的“救局”之舉，在政壇建制派眼中無異于“離經叛道”，奧巴馬的公開抨擊便源于此。

美國當地時間11月1日，奧巴馬現身弗吉尼亞州州長競選集會，在力挺民主黨候選人的同時，將特朗普定性為“無法無天的魯莽者”，火力直指其執政邏輯。

奧巴馬的批評極具針對性：他直言美國正處于“政治黑暗時刻”，白宮每日推出的政策都充斥著“無底線、刻薄與荒唐”；

現任總統治下的國家只有惡作劇沒有糖果，就像萬圣節一樣恐怖，同時還稱特朗普頭戴王冠開戰機的樣子實在“惡心”。

痛斥特朗普施政毫無章法，隨意調動國民警衛隊進駐城市的做法破壞了“民主傳統”；更指責國會議員、商界領袖、律師界及高校對特朗普的“妥協退讓”，將這種政壇生態比作“每日上演的萬圣節惡作劇”。

最尖銳的嘲諷落在政策優先級上，奧巴馬直指聯邦政府停擺之際，特朗普仍將精力投入白宮基建類項目，批評其“不分輕重緩急”。

奧巴馬的批評看似切中要害，卻刻意回避了特朗普“打破規則”背后的現實邏輯，這種執政風格并非天性使然，而是美國兩黨極化斗爭的產物。

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選擇強化行政權力，根源在于首個任期“循規蹈矩”的挫折：他曾試圖以傳統政治規則施政，卻在兩黨對立格局中頻繁遭遇國會掣肘，核心政策推進受阻。

更關鍵的是任期結束后，他遭到民主黨主導的多項調查，從商業事務到選舉爭議均被追責，這種“卸任后清算”的政治生態，讓其意識到傳統規則的局限性。

即便遭遇如此阻力，特朗普仍實現了政治逆襲，在經歷輿論圍剿、黨內競爭等多重困境后，他再度參選并獲勝，這種韌性讓他徹底認清美國政壇的本質。

規則常被用作政黨傾軋的工具，若想推動政策落地，必須強化行政分支與立法、司法的博弈能力。

特朗普任內通過人事任命、行政令等方式擴大行政權力，本質是對兩黨極化格局的應對，而非單純的“無法無天”。

對特朗普而言，“強化行政權力”是推進改革的必要前提：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下，改革常因分支制衡陷入停滯，尤其是涉及醫保、稅收等核心利益調整時，更需行政權力集中推動。

他的核心訴求是通過強化行政主導權突破阻力，既為政策推行鋪路，也為應對卸任后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障，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中，行政權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執政者的博弈能力，這并非“掌控武裝力量”，而是體制內的權力平衡手段。

奧巴馬抨擊特朗普的同時，自身執政遺產也存在爭議，但將其稱為“美國體制性衰落始作俑者”顯然過于極端。

美國精英階層對奧巴馬的評價呈現兩極分化：支持者認可其應對金融危機、推動醫保改革的舉措，批評者則聚焦債務增長、社會分裂等問題。

2009年，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位擁有一半黑人血統的總統，憑借“希望與變革”的競選口號點燃選民熱情，但其執政期間確實面臨多重挑戰，這些挑戰并非單一任期或個人所能完全主導。

最直觀的是債務增長問題，據美國財政部數據，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公共債務從10.63萬億美元增至19.95萬億美元，近乎翻倍。

這一增長并非單純的開支浪費，核心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推出的多輪經濟刺激計劃，短期雖穩定了金融市場和就業，卻讓美國陷入“債務依賴”的惡性循環。教育領域的政策調整也引發爭議。

小布什核心教育政策為《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奧巴馬2015年簽署《每個學生都成功法案》對其進行調整，核心是將部分考核權限下放各州，減少聯邦干預，并非推行“快樂教育”。

移民與社會領域的政策呈現“雙重性”：奧巴馬的移民政策并非單純“寬松”，而是差異化管控。據2014年奧巴馬移民改革方案，其政策包括兩方面：對符合條件的500萬非法移民暫緩遣返；

同時大幅加強南部邊境管控，增派邊境巡邏人員、修建隔離設施，并加大對有犯罪記錄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文中此前僅強調“寬松”，刻意隱瞞管控措施，此處予以補充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