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專業學位教育三十年回顧與前瞻圓桌會議舉辦

11月1日上午，“法律專業學位教育回顧與前瞻”圓桌會議在海淀校區科研樓二層學術報告廳舉行。圓桌會議是法律學院舉辦的“法律專業學位教育三十年國際研討會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建院20周年慶祝大會”的重要環節。來自國內外高校、司法實務部門的專家學者與師生代表200余人參加會議。

法律學院院長許身健為圓桌會議開場，優秀校友、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社教節目中心主持人屠化主持，北京大學法學院原院長潘劍鋒、清華大學法學院原院長王晨光與許身健共同與談。三位法學教育專家圍繞法律專業學位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展開深度對話。

溯源：從文明脈絡到時代動因

會議伊始，屠化以“法學教育淵源”為引，開啟歷史維度的探討。王晨光從全球法治文明視角切入，梳理出貫穿人類社會的法律治理脈絡：中國春秋時期法家“緣法而治”奠定治理根基，“外儒內法”的傳統讓法治從未斷絕；古羅馬法通過博洛尼亞大學等高等學府傳播至歐洲，成為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共同源頭，即便在英國劍橋，《羅馬法》至今仍是法學院必修課。他特別指出，現代社會成文法與普通法不斷融合，中國的司法解釋體系正是這種融合的生動體現，“法律不是孤立的規則文字，而是社會經驗的濃縮”，為理解法律專業學位教育的必要性鋪墊了文明底色。

潘劍鋒則聚焦1995年法律專業學位設立的時代動因，將其與改革開放后經濟快速發展緊密關聯：“90年代初經濟提速，法律需服務于經濟發展，復合型、實踐性法律人才成為剛需?！彼詳祿蠢杖臧l展軌跡：從最初8所院校、年招生700余人，到如今約290家培養單位，累計培養人才約30萬，但成績背后暗藏隱憂——“法律職業人口結構失衡，缺少優質法律人才，普通人才已不緊張”，這一尖銳判斷直指當前法學教育的核心痛點，為后續討論錨定問題導向。

現狀：直面理論與實踐的鴻溝

作為全國唯一以培養法律專業學位人才為目標的學院院長，許身健以“琢玉成器”為喻，點明法律院校的核心使命：將非法法碩研究生這塊“璞玉”打磨成具備核心法律技能的法律通才，之后在法律職業工作中歷練為法律專才。許身健坦言，當前法律專業學位教育最大的難題是“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很多院校熱衷簽協議、建基地，搞形式化的實踐教學，沒有建立扎實的實踐教學課程體系。”針對新設的法律博士項目，他強調必須與學術學位教育“劃清界限”，分類培養，兩者的區分就如同醫學教育中的醫學博士與臨床博士之分野。要用于探索以實踐成果作為畢業要求，“這需要打破常規，按照《學位法》要求，進行探索創新”。

王晨光進一步剖析法學教育的定位之爭，結合自身經歷反思：改革開放初期，法學教育曾偏向將法學視為“純科學”，著力培養“法學家”，卻忽視了法律的實踐屬性?！坝形唤虈H商法的老師坦言，教了一輩子卻沒見過真正的信用證，這樣的教育如何能培養出經世致用的法律人？”他指出，法律是“社會經驗規則的高度濃縮”，脫離社會現實的教育，只會讓學生淪為“掌握術語卻不懂實務的空談者”，這也正是法律專業學位教育必須突破的困境。

破局：從課程改革到模式創新

面對理論與實踐的鴻溝，三位專家分享了各自院校的改革實踐。潘劍鋒詳細介紹北大法學院2011年以來的教改“抓手”——以課程設置為核心，兩年內落地六門案例研習課，聯動香港大律師公會、國際律所及北京律協、法院等實務部門，開創“雙師同堂”模式。“刑事辯護、合同法實務等課，法定60人卻擠滿100多人，聽課要‘走后門’”，他強調教改的底層邏輯是“以學生為中心”，遵循“實事求是”的規律，“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是法學教育的敵人，不打倒它們，改革就是空談”。

屠化以親歷者身份補充，在許身健的法律診所學習時，每周在昌平主樓地下室接待真實當事人的經歷，讓他第一次“把法學知識與普通人的情緒、訴求關聯起來”，這種體驗至今影響著他的法治節目制作。許身健則以自身經歷說明法學理論與法律實踐的差距，再次用實例凸顯理論與實踐的落差。他提出，真正的實踐教學應是“體驗式”的：像醫學臨床教育那樣，通過法律診所培養學生踐行職業倫理，通過模擬談判、調解、仲裁、論辯等課程提升通用技能，“現在很多院校不重視法律文書寫作、談判技巧，這恰恰是實務最需要的”。

針對“法律碩士教育是否淪為本科‘回鍋肉’”的尖銳提問，王晨光直言“師資有限導致課程同質化”是普遍問題。他以美國稅法教授將住宅申報為“核桃園”合理避稅的案例為例，呼吁法律碩士、博士教育應聚焦“經驗總結”：“學生有豐富實務經歷，教育要幫他們從‘狗熊掰棒子’式辦案，轉向提煉規律、形成方法論”。他特別期待法大法律博士項目打造“教學相長”平臺，讓學生分組分析案例、反哺教師實務認知，“法大作為法學教育的‘大殿堂’，完全能總結出可復制的經驗”。

前瞻：AI時代的機遇與堅守

談及人工智能對法律專業學位教育的影響，王晨光態度明確：“必須擁抱AI，但不能被AI替代?！彼A判，AI將替代基礎法律研究等重復性工作，比如“無需再把基礎檢索外包到印度”，但法律處理的“人間疾苦、利益沖突”，需要人類的判斷力、同理心，“AI能預測結果，卻無法評判公平正義，這是人類不可替代的核心”。

潘劍鋒回歸教育本質，認為無論技術如何發展，核心是提升學生的“悟性”——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氨贝髸何凑蟹刹┦?，就是要謹慎，不能讓高學費變成‘失望費’”，他強調培養人才要“認真想、扎實做、長期堅持”，讓更多人參與教改、形成傳統，“法學教育才有希望”。

許身健院長則以“法律職業是后天習得的藝術”作結，指出AI時代法律人的核心競爭力是“創造性解決問題”：學生對法學教育的期待和呼聲能倒逼法學教育改革。中國法律專業教育的希望，就藏在直面問題、踏實創新的每一步里?！?/p>

一小時的對話意猶未盡，卻清晰勾勒出法律專業學位教育的破局路徑：既要以課程改革填補實踐短板，以模式創新回應時代需求，更要在AI浪潮中堅守“培養健全法律人”的初心。這場思想碰撞，不僅是對三十年教育歷程的復盤，更為未來法治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唯有扎根實務、以學生為中心，才能培養出真正回應社會需求、支撐法治中國建設的高素質人才。

內容來源 | 中國政法大學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