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推進定制死刑法案，囚犯面臨執行風險

2025 年11月5日，以色列議會對一項特殊死刑法案的一讀審議，成了撬動中東局勢的新支點。這項專門盯著巴勒斯坦囚犯的立法，把本就緊張的巴以關系逼到了更危險的懸崖邊，而背后藏著的政治算計和人道危機，遠比法條本身更觸目驚心。

要理解這事兒的分量，得先看以色列的死刑傳統。以色列這個國家自1948年建國以來，對死刑的態度可謂極為審慎。歷史上，僅兩次死刑得以真正執行，其中最令人熟知的是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處決。

可以說，死刑在以色列的法律體系里，從來不是主流的選擇，尤其是在巴以沖突的背景下一向被避而不談。近日這份死刑法案破天荒地改變了這一現狀。

乍一看，這不過是一部針對“因民族主義動機謀殺以色列公民”而定罪的法案，但真正讓人警覺的是它背后的時間節點和對象選擇。哈馬斯剛剛釋放了扣押的幸存以色列人質，這本應是雙方關系緩和的契機。幾乎不費周折，以色列的立法審議就緊隨其后展開，直接拋開此前“顧慮人質生死”的反對意見，迅速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一幕看似偶然，卻更像是精心策劃。

推手毫無疑問來自本格維爾，以色列的極右翼國家安全部長。他在政壇一直以強硬聞名，多年前公開呼吁“直接槍決巴勒斯坦囚犯”，這份姿態早已在國際上引來罵聲一片。如今，他帶領著一項更為直接的立法，希望徹底將政策意圖固定到法律層面。

對巴勒斯坦人，他的態度一如既往地冷漠：立法內容明確專注于巴勒斯坦囚犯，仿佛在向世界宣布，以國家名義的“暴力死刑”，變得合情合理。

難以忽視的是，法案那句“因民族主義動機殺害以色列公民”的指向性措辭。從政治操控的角度看，這本質上是一種雙重標準：以色列公民的暴力行為從法案中被自動排除，而巴勒斯坦囚犯的處境則被進一步強調為“敵對目標”。

民族主義動機，一種模糊且容易被擴大化的定義，讓人無法不擔憂其背后的潛在危害，會不會只要符合某些人或某些政黨的利益，這條規定隨時可以更換標簽，擴大“打擊范圍”？

在以色列國內，法案的支持黨派振振有詞，認為這是捍衛國家安全和威懾潛在襲擊的重要手段；而反對者則指出，歷史表明，死刑從來不是戰爭的解決之道，尤其在這片沖突已然艱難壓抑多年的土地上。人們擔憂，這不只是法律層面的問題，而是以立法為工具，進一步撕裂巴以之間僅存的脆弱對話。

讓我們回到監獄，一窺法案可能影響的另一面現實。巴勒斯坦方面的不滿已經全面爆發。在以色列監獄里，目前約有1萬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不少人甚至未經正式審判便被“行政拘留”。而根據國際組織統計，至少400名囚犯是兒童。從過去釋放的囚犯口中，我們聽聞了對獄中暴行的一些控訴：橡膠子彈射穿身體、電擊折磨，甚至糖尿病患者因得不到治療被迫截肢。這不是孤例，而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如此背景下，這項死刑法案不僅強化了司法不公平的程度，更是讓這些囚犯的命運被完全交付給了以色列的政治力量手里。哈馬斯指責這是對國際法和人權的赤裸挑戰，并猛烈斥責以色列政府以法律美化其“法西斯傾向”。伊斯蘭圣戰組織更直接放話：“如果巴勒斯坦囚犯被處死，不要指望和平談判繼續存在。”這樣的警告凸顯了以色列此舉的風險，死刑法案通過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中東地區的沖突全面升級之時。

事實上，這樣的擔憂并不只是巴勒斯坦人的單方面反抗。國際社會的批評早已不斷發酵。聯合國人權機構指出，以色列監獄存在“系統性酷刑”，而且這項法案違反了《日內瓦公約》相關規定。作為占領國，以色列有義務保障巴勒斯坦俘虜的基本權利，而不是通過一紙法案直接剝奪生命。

這種冒險又偏激的舉措，只會讓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信任進一步降低。在以國際刑事法院發出逮捕令的背景下，法案顯然會進一步孤立以色列在國際舞臺上的處境。

至此，我們不得不回頭問一個問題：這項法案，無論從法律還是道義上，都能真正帶來以色列政府希望的“投射安全感”嗎？右翼勢力或許寄望以死刑威懾巴勒斯坦的暴力行為，但卻忽視了，死刑可能反而成為一種激勵，一種喚醒更加頑固且義無反顧反抗的“殉道精神”。久經壓迫的巴勒斯坦人，我們可以預見的是，他們將很難做到沉默以對。

中東的和平，從來是一塊分外脆弱的玻璃，而這次動作無異于狠狠砸下一記錘子。死刑法案或許只是議會審議的起點，但若它最終落地，我們可能看到的不只是法律的改寫，而是地區局勢更深的撕裂。裂縫愈深，和平就愈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