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話里的“幸福”，總是建立在對“不完美”身體的排斥

自10月25日“鄭智化發文”風波發生以來，爭議不斷。幾天之內，輿論從個體發聲推動無障礙服務改善，逐漸導向了爭論當事人是否在利用明星身份爭取“特權”和“優待”。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年公共空間對殘障者面臨的系統性障礙討論的確在持續上升。人們逐漸關注到殘障不僅是一種醫學層面需要“治愈”的狀態，更是不同群體的社會處境。然而這次輿論風波中我們得以看到，這樣的討論其實仍然停留在相當知性的、思維演練式的層面。

鄭智化《水手》早期版MV畫面。

多年來，鄭智化最出圈的歌曲一直是那首《水手》，他在舞臺上拄著拐杖唱出“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時，殘障早已在那一刻成了某種再合適不過的隱喻。這些念頭連同旋律曾在幾代人的心中回響良久，多年后又再次在唱著那首歌的人身上集中“引燃”一次輿論，耐人深思。

那么，殘障議題為何會呈現出如此表層與內里的割裂？在我們的觀念深處，究竟又是如何體認“健全”與“殘障”的？這些埋藏在公共討論之下的思維方式，其實深深植根于我們兒時所聽到的那些耳熟能詳的故事——“小美人魚”愛麗爾渴望改變身體，為了在岸上走路曾付出一切；“半人半刺猬”的怪物漢斯為了擁有“正常”身體而費盡周折……這些曾經善良勇敢的童話故事在殘障者看來也許都是某種“鬼故事”。在新近翻譯出版的《破形記：童話內外，那些殘障之身》（以下簡稱《破形記》）中，加拿大作家阿曼達·勒迪克戳破了這些故事的另一面。作為一位患有輕度腦癱和痙攣性偏癱的殘障人士，她花了很多年去掙脫童話故事里那些所謂的美好結局。

殘障議題為何復雜？

醫學模式與社會模式的話語之爭

這并不是殘障議題首次引發如此大的討論，但這次事件中的“反轉”的確折射出相關議題在公共層面長期被圍困在表層的激進與內里的保守之間。事件起因于10月25日，鄭智化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深圳寶安機場殘疾人服務缺失，不僅有殘障乘客乘坐的航班停在了遠機位，而且升降車與艙門間高度差過大阻礙輪椅駛入，他在動態中稱自己“連滾帶爬”才登機。

這條動態發出后，深圳機場方面當天已經致歉，并承諾做出整改。但輿論在兩天后卻急劇“反轉”，有聲音指責鄭智化用詞不當，并進一步懷疑其在利用明星身份爭取“特權”。所謂的“連滾帶爬”（來自近期網絡“神曲”《沒出息》）在當時的情形下或許只是一種情緒形容詞，卻被理解成對動作場景的描寫，這也是網絡流行語的某種意外。這輪輿論攻勢下，鄭智化也在個人社交媒體發文道歉，并在結尾處聲明幫其推輪椅的工作人員服務非常好，并向服務人員致謝。但這些仍然無法平息接踵而至的質疑聲，他最終選擇清空了微博內容。

《破形記》

作者：[加] 阿曼達·勒迪克

譯者：張書嘉

版本：也人｜上海書店出版社 2025年9月

在不同聲音背后，實際上有兩種關于殘障的話語模式在彼此相爭。這也是加拿大作家阿曼達·勒迪克在《破形記》中用了較大篇幅在切入正題前嘗試厘清的地方。在她看來，這些年來殘障議題之所以呈現出如此的復雜性，有部分原因正是關于殘障的社會模式正在占據主流地位。這一概念首次出現于1983年，當時英國一位殘障學者邁克·奧利弗以此描述一種社會水溫的變動。在社會模式下，人們傾向于認為個體的殘障存在主要是因為社會中的系統性障礙、排斥以及對殘障的負面表述。這一模式直接挑戰的是根深蒂固的“醫學模式”，即認為殘障是一種個體的缺陷，需要通過醫學手段治療或消除。

乍看下來，前者似乎比后者要“進步得多”。似乎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潮的滲透下，這些年人們才越來越認同，社會上的公共場所需要滿足不同群體的生活需求。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模式常常導向一種“表層的激進”——看似“同情”，實則仍然是一種排斥。就像輪椅使用者當然可以通過坡道進入商店，但坡道本身并不能減輕他們的病痛或疲勞。

批評聲音提出，類似的社會改善措施往往只針對殘障的某些方面，這會在實際生活中導致一些想表達疼痛或其他困難的人選擇保持沉默，因為他們害怕自己的表達會被視作對這些“改善”本身的質疑或否定。正如這次風波中的批評聲音所抓住不放的那個點——“他并沒有‘連滾帶爬’啊，有人幫推輪椅，有人幫抬腿，怎么就‘冷眼旁觀’了”。這些聲音默認殘障者得到幫扶已經足夠了，但從未想過如果升降車與機艙門沒有高度差，殘障者本可以靠自己進出，不用幫扶。

根據已故愛爾蘭作家兼畫家克里斯蒂·布朗（天生大腦麻痹身體殘疾）自傳體小說改編的電影《我的左腳》（My Left Foot，1989）劇照。

實際上不論哪種認知模式，背后都建立在一種深深植根于我們潛意識中的思維慣性，即永恒的美滿幸福與徹底的悲慘絕望之間的對立。阿曼達·勒迪克發現，就算關于殘障議題的討論大部分時候看上去已經如此“進步”，但其實對許多非殘障者而言，很多人仍然難以想象，殘障人士也能夠擁有真正的幸福與快樂。這種“無法想象”本身才是那個看不見的保守“墻壁”。這也是為什么當有著不同身體需求的人提出一些要求時，常會被認為過于苛刻、是在要求“特殊待遇”。

在阿曼達·勒迪克看來，殘障與健全本應只是人類多樣性光譜中兩個不同的位置，一個人可能從非殘障狀態轉入殘障狀態，也可能借助醫療和社會環境的變革再次轉回非殘障狀態，又或更多時候其實是在之間跳轉騰挪。就像生活本身大多時候也并沒有絕對清晰的幸福或不幸，個體在其中總是以某種方式存在于反復的變化與模糊的間隙中。這種思維慣性可能部分就源于我們兒時聽過的那些故事——在最友好的環境中，殘障者是值得憐憫的對象；在最不友好的環境中，他們甚至是幾乎被忽視的隱形存在。

以罕見疾病為人物背景的電影《了不起的老爸》（2021）劇照。

童話故事中的殘障：

存在只為“教化”，

改變的總是個體

回想我們兒時讀過的童話，殘障大多時候只是作為故事中的某種元素存在，或是被用來加強角色的形象特征。例如我們很少從殘障的視角去讀過《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故事中白雪公主在林中被小矮人收留，他們自在快活，善良樸實，幾次幫助白雪公主免受邪惡王后的欺侮。

改編動畫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1937）畫面。

這樣的故事在患有侏儒癥的孩子眼中又是怎樣的呢？阿曼達曾在寫作這本書時采訪患有軟骨發育不全的美國殘障政策研究員麗貝卡·科克利，作為一個小個子人，她顯然從小讀到的是故事的另一面——“很多時候，如果普通身高的父母的孩子是小個子，他們在養育孩子時會極力保護孩子免受這些內容的影響。而當父母和孩子都是小個子人時，我們就會很清楚，我們并不是魔法生物。”在她的閱讀經歷中，殘障早就是大多數童話的一種敘事模式，且一路延續到成年后的各種故事中，無論是政治敘事還是其他類型的話語中。畢竟，用殘障來表現某人與其他人不同是一件太過便利的事。

有愛心、行善事、樂于為他人付出的形象為何偏偏與“小矮人”關聯？阿曼達同樣指出，這一設定其實與當時在世界其他地區興起的對抗法西斯政權的共產主義思潮遙相呼應。如果身體與其他人不同，那就需要在品德上更加優渥才能彌補。即便如此，小矮人和白雪公主也終究是不同的人，白雪公主總是會回到城堡，而小矮人們則會一直生活在林中簡陋的木屋中。

從小讀迪士尼童話長大的阿曼達從未像很多女孩一樣，幻想過自己是住在城堡里的公主，畢竟“沒有哪個公主是坐著輪椅出場的”。但在許多年后，她忽然意識到可能很久以前她就已經是一條“小美人魚”了。“美人魚愛麗兒渴望擁有能夠行走的雙腿，這不正是我坐輪椅時的心愿嗎？”故事中的愛麗兒被英俊的王子吸引，為了能與之相愛，她用自己美麗的歌聲換取了一雙平常人的雙腿。

這是迪士尼版本的美好結尾。

迪士尼改編版《小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2023）劇照。

而在原版故事《海的女兒》中，小美人魚一次又一次犧牲自己，最終卻眼睜睜看著王子迎娶了另一位女子，而自己在一無所有中死去。阿曼達看到，當同一個故事被分裂成兩個版本——一個版本中，殘障被徹底消除，“健全”的身體成了小美人魚長期犧牲與善行后的獎賞；另一個版本中，殘障永遠無法改變，并注定帶來悲傷與苦難，小美人魚無論怎樣努力最終都無法進入那個她原本并不屬于的世界。“在這樣的邏輯下，殘障作為現實的一部分，真的有任何存在的空間嗎？”

這種觀念的滲透常常是潛移默化的。一個孩子不可能在反復觀看《小美人魚》數十遍后，還感知不到其中隱隱透出的那個“法則”。更加耐人深思的是，無論故事中的他們做了多少努力，最終發生轉變的幾乎都是主人公自己，他們所處的環境始終未曾改變。魔法曾帶給孩子們懵懂時的力量感，它本應該意味著勇于打破常規的創造力，但阿曼達卻注意到童話中的魔法其實強化了既有的社會階層和結構，以及人們對“健全”身體的傳統認知。“主人公必須通過善行和溫良的舉止，或通過犧牲與困難，來證明自己值得。”

對殘障的概念化，

削弱了殘障身體的真實經驗

回到鄭智化發文引發的這場輿論風波，其實早在這次輿論之外的很多年間，作為歌手的鄭智化就已經“被困在”他身上的“殘障”標簽中。出道這些年，他最出圈的歌曲仍然是那首《水手》。當他在舞臺上拄著拐杖唱出“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時，殘障早已在那一刻成了某種再合適不過的隱喻。

鄭智化演唱《水手》畫面。圖為鄭智化作為嘉賓參與2023年老狼在深圳舉辦的演唱會。

阿曼達同樣回憶說，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她也總能聽到一種聲音在告訴她“別讓你的殘障定義你”。這類勵志話語一度主導著圍繞殘障人群的流行敘事。“如果你是一位截肢者，連100米都跑不下來，卻聽到某位摘得奧運獎牌的截肢運動員被贊揚‘沒有被殘障定義’，這會對你有現實中的影響。”在阿曼達看來，這樣的說法其實讓殘障者陷入了某種無止境的競爭，執著于證明自己更接近“健全”人，而徹底忽視或否認自己生活中的現實。

當我們的社會充斥著這樣的勵志“色情”時，究竟真實傳遞到個體心中的是什么感受？阿曼達多年后終于敢在書中坦言，自己確實是“被殘障定義的”：“我身體的運作方式就和別人不同。我的一生都在摸索著前行，而我身體的差異，一直引導著我的方向。”

從童話故事到今天的公共輿論，對殘障的概念化始終存在。即便在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中也隨處可見，人們習慣性地把不了解某件事、看不清局勢的人稱作“盲目的”，在自己的需求沒有被對方聽到時，脫口而出指責對方“是聾了嗎”。在這套話語慣習中，情緒不穩定的人總會被稱作“瘋子”，當人們自我調侃或是形容他人令人失望時，總把“廢了”掛在嘴邊。

當殘障不只是殘障，在語言中逐漸被構筑成某些象征時，一旦這些象征意義被人們所接受，那么真正的殘障其實也就不復存在了。阿曼達在書中呼吁，殘障不是為完成宏大敘事而降臨在個體身上的命運，而是一種具體且復雜的現實，它每時每刻都在重塑著具體的個體行走于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行動的方式。

電影《半音》（2014）劇照。

一旦真正面對殘疾身體的真實處境，那種思維層面的進步與激進很容易褪去偽裝，流露出內在的保守一面。而真正的進步總是緩慢得超出預想。阿曼達看到了這背后更為黏膩的那股阻力，殘障正義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資本，在當前的社會運行邏輯下，為殘疾者讓步在經濟層面沒有價值；而且人們真正擔心的也許是，這甚至可能削弱社會，“因為你在試圖讓人們理解，他們的價值不取決于是否能創造價值，而這會消解現有的整個體制結構”。

然而無論如何，看清關于“健全”的這套敘事如何編織進我們熟悉的故事中都仍然是必要的。也許在現有的童話故事中，每個人最終都走向了兩種結局，或是得償所愿，或是一無所獲。但阿曼達覺得，也許我們下次在講述這些故事時可以從提出一個不同的問題做起，如果故事中那些看上去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角色反問一句：“為什么我應該和別人一樣”會發生什么？

在這本書的后記中，阿曼達嘗試講述了另一種不同的童話。“一個王子——或任何人——找到了與一位不能說話的女子交流的方法。我們彼此傾聽，彼此靠近，一起去面對人生的開放命運。”說到底，我們總要為不同的故事，創造更多更廣闊的空間。

作者/申璐

編輯/西西

校對/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