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中國，不能再用“是的，但是”句式了

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將中國稱為“理解現代性的一把總鑰匙”，是“人類史上空前絕后的組織化程度最高、規模最大的現代化實驗室”。在這里，西方的工業化歷史仿佛只是一個更宏大篇章的序曲。

西方陳舊敘事不再成立

圖澤的觀察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形勢究竟為何令人難以直面。我們目睹的不僅是一個新大國的崛起，更是對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系列理念——關于發展模式、政治體制乃至文明成果本身——的根本性挑戰，而我們在認知上至今仍缺乏直面這一事實的勇氣。

這個新發現關系到全人類，尤其是美國——在這里，自以為獨一無二的傲慢態度表現得最為明顯，也被否認得最為激烈。用“崛起”或“追趕”來形容中國的陳舊敘事框架不再成立。如今中國正在塑造發展軌跡，在經濟、科技和制度層面引領潮流。西方終于意識到，現代性已不再是由他們獨創、再由旁人學習的產物。

每當要承認中國的成就時，人們總會冒出一個“但是”，總要下意識地計算代價、羅列問題。

若要誠實面對現實，就必須承認中國在民生領域取得的成就。中國在40年內使8億人擺脫極端貧困，約占同期全球減貧人數的四分之三。中國人均預期壽命躍升至2023年的78歲，幾乎與美國持平。

能源領域或許最能體現這種發展規模有多么難以估量。全球超過一半的太陽能和風能裝機容量位于中國。全球當前在建的可再生能源項目中，約四分之三要么位于中國境內，要么由中國承包商主導。中國通過大規模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使其在全球范圍內具備成本競爭力，從而徹底改變了全球能源轉型格局。

無論人們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作何評價，上述現象都絕非一個失敗國家的特征，而是一個在諸多方面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蓬勃發展的社會的鮮明印記。

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獲成功

思想史學家約瑟夫·列文森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國追求一條兼具中國本色和客觀效果、能夠通往財富與力量的道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又不喪失文化認同。

這個探索階段可能即將結束，中國似乎已尋得那條道路。如果列文森的理論成立，那么我們見證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更是中國對塑造其現代歷史的途徑的成功探尋。

列文森的理論框架同樣為理解美國當下的困境提供了視角。在他看來，當“自身”與“真實”保持和諧——即社會對世界運行規律的傳統認知與可觀察到的現實相契合時，文明便處于穩定狀態；當二者失衡時，不穩定便隨之而來。鴉片戰爭后，中國經歷的危機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描述。當時，中國痛苦地認識到，儒家思想解釋不了突然出現在珠江上的西方炮艦。

現在的問題在于，中國崛起帶來的沖擊是否正推動美國進行類似的反思。當一個被認為落后于人的國家突然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當人們發現，“歷史終結論”其實只是西方“提早開香檳”，“自身”與“真實”之間的鴻溝便不斷擴大。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在19世紀60和70年代，中國的洋務派主張“中體西用”，目前的情況與之類似，只是方向恰恰相反。無論是產業政策，還是政府直接入股英特爾等戰略企業，美國政治家在各個領域都越發采取與中國極其相似的做法。

中國的崛起則迫使我們正視西方對現代性定義的局限性：認為唯有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才能實現持續的繁榮與創新，這是多么傲慢的想法。

合法性取決于治理績效

21世紀政治合法性的構成要素也與以往不同。過去，合法性主要基于程序——憲法、選舉、議會——而如今，合法性越來越取決于治理績效。

在本世紀，合法性的基礎將是滿足迫切需求的復雜能力；未來，衡量體系優劣的標準不再是理論的精妙程度，而是應對生存挑戰的實際效能。

當美國為管道和輸電線路爭執不休時，中國正在鋪設橫貫全國的電網；美國放棄了在氣候問題上的全球領導地位，中國卻已成為能源轉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這個曾被視為問題制造者的國家，僅憑強大的生產與部署能力，就已成為解決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取得這些成就之際，許多西方民主國家恰好陷入危機。這迫使人們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政治合法性是否僅與程序民主掛鉤？還是必須涵蓋績效、實現目標的能力、治理效能與韌性？

與中國和平共處要求我們以更開放的態度對待它們，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停止用“中國體制無法持久”或“矛盾遲早爆發”等框架來審視中國。中國的體制行之有效，成果斐然。

那么，應該采取什么政策呢？我不敢妄下定論。但唯有停止自欺欺人，才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動。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成就，摒棄那種本能的“是的，但是”的否定心態。

世界已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面臨的選擇并非抵抗還是投降，而是深思熟慮后的適應還是頑固地否認；是通過誠實的自我審視來強化我們的制度，還是故意對新現實視而不見，從而任由自己的體制破產。

本文由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志網站10月30日發表，原題為《重新衡量世界》，作者是美籍華裔媒體人郭怡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