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的先知：為何三國“毒士”賈詡成了今日贏家圖騰？

賈詡，作為三國時期的謀士，在古代常被稱為毒士，風評勉勉強強，然而到了現代確多了很多擁躉。現在很多人推崇賈詡，早已不是簡單地欣賞一個歷史謀士的“聰明”。這背后，是一股強烈的社會情緒在尋找一個歷史投影，而賈詡的形象，恰好完美地契合了這種情緒。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一種 “現代生存焦慮的歷史借殼上市”。

1. 他不是“謀士”，他是“終極算法”

在傳統價值觀里，一個謀士應該講究“忠義”，有道德底線，比如諸葛亮對劉備的“鞠躬盡瘁”。但在當今盛行的功利主義視角下，這一切都被解構了。忠誠和道義，成了可以被量化的“成本”和“風險”。

賈詡的可怕之處在于，他像一個沒有感情的人工智能，只運行一套基于生存和利益最大化的核心算法。

他為張繡策劃反擊曹操，殺了曹操的兒子和愛將，之后又能勸張繡投降曹操，并且自己還被重用。 在傳統視角下，這不可思議。但在功利算法里，這完美無比：當時投降是張繡集團的最優解，而曹操為了展示招攬天下的氣度，也必須容忍并重用他們。賈詡算準了人性的功利面。

他在曹丕與曹植的世子之爭中，輕描淡寫地就用一句“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幫曹丕鎖定勝局。 他不談感情，不談才華，只談一個最功利的現實：廢長立幼會導致內亂和集團崩潰。這對同樣作為功利主義者的曹操來說，是致命的痛點。

當代映射： 在一個“內卷”和“優化”成為常態的社會里，人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個數據點，被更高的系統算法所評估。賈詡的形象，就成了掌握并利用這套系統規則的“神”。他不被道德綁架，永遠做出對自身最有利的“理性選擇”，這正是許多在職場、社會中感到身不由己的人所向往的——成為規則的玩家，而非棋子。

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完美優勝者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核心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在這個殘酷的競技場里，仁義道德常常被視為弱者的枷鎖。

賈詡的一生，就是一部在“黑暗森林”里的完美生存指南。

他開局就做了“毒士”，建議李傕、郭汜反攻長安。 這個行為讓天下大亂，生靈涂炭。從道德上看是罪惡，但從社會達爾文的邏輯看，這是他為了自身生存（董卓死后，他作為部下無處可逃）而發動的絕地反擊，而且他成功了。他證明了在亂世，兇狠和果決才是生存的硬通貨。

他侍奉過多個主公，卻能每次都精準“跳槽”，步步高升。 這打破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傳統枷鎖。在現代視角下，這像極了高效的“職場躍遷”。人們不再批評他“不忠”，反而佩服他卓越的“擇業眼光”和“面試技巧”（每次投誠都能被接納和重用）。

當代映射： 當“財務自由”、“階層跨越”成為顯學，當“躺平”和“奮斗”形成對立，賈詡提供了一種看似更高級的路徑——極致的機會主義。他不糾結于主義，不困于情懷，永遠站在即將勝利的一方。這種“識時務者為俊杰”的冷酷，被許多人視為在激烈社會競爭中不被淘汰的最高智慧。

他是“祛魅”時代的反英雄

我們生活在一個“祛魅”的時代，宏大敘事（比如絕對的忠誠、奉獻）正在被解構。人們不再相信完美的英雄，反而對那些有缺陷、但真實而強大的“反英雄”角色產生共鳴。

賈詡正是這樣一個角色。

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算計和自私。 他的目標很純粹：自己和家族的生存與富貴。他不立牌坊，不唱高調。這種“真小人”的坦蕩，在很多人看來，比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要可愛和可靠得多。

他實現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那個英雄輩出也英雄隕落的時代，理想主義者如諸葛亮累死，耿直者如荀彧被逼死，而現實主義者賈詡卻善終且家族顯赫。這個結果，對信奉“結果導向”的現代人來說，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

總結一下：當今社會對賈詡的推崇，本質上是一種 “慕強”心理和 “生存焦慮” 的混合產物。在當今推崇功利主義的社會，人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在殘酷環境中，完全剝離道德情感負擔，僅憑純粹理性和算計就能走向成功的“模板”。

這未必是一種健康的傾向，但它真實地反映了部分人的心態：當感到個人努力在系統性的壓力下無比渺小時，人們會不自覺地崇拜那些被視為能“玩弄系統于股掌”的極端個人主義者。賈詡，就這樣從一個歷史人物，變成了一個關于效率、生存與成功的文化符號。

這種推崇，其實也是對我們所處時代的一種無聲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