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降任到大軍區當副職，負責訓練工作很高興，每天4點起床鍛煉

“1971年春天四點半，鐘聲剛落，我得跟年輕人一樣往前沖！”張震抬腕看表，轉身對跟班參謀半開玩笑地說。彼時的他，身份已從南京軍事學院院長變成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級別降了半格，職責卻沉甸甸落在肩頭。戰火年代鍛造出的習慣讓他不愿在辦公室里耗時間，于是晨跑成了每日“第一課”。

時間倒退到1969年底，南京軍事學院撤并消息傳來，他被“下放”到武漢郊外一家機械廠參加勞動。一頂舊草帽、一把銹鐵鍬，張震干得比誰都起勁。身邊工人打趣：“老首長鏟土比我們快。”張震回一句：“當年在延安也天天摸鋤頭。”一句話，說得大伙都樂了。下放的日子并不好熬，作息與部隊相差甚遠，但他暗地里攢著勁——總會有回到作戰一線的機會。

一年后，軍區需要副司令員，他被點名調回。級別看似滑坡，內心卻頗有幾分慶幸：終于能重新琢磨戰爭藝術而不是車床冷卻液的粘度。到任第一周，他把所有訓練計劃翻了個遍，扔掉空洞口號，先抓步兵班基礎動作，再把射擊、通信、偵察三個科目穿插設計。參謀部小伙子提醒：“首長，咱們時間緊任務重，能不能一步到位？”張震搖頭：“基礎不牢，墻壁先裂縫。”

為了讓方案不只停留在紙上，他一頭扎進團營連。野外訓練現場，他經常被塵土裹得看不出領章顏色。連長說他“像鉆在沙堆里找扣子”。這種近乎倔強的查驗方式，讓他發現一個老問題：班長上課只念筆記，缺乏示范。于是，張震讓軍區直接辦骨干集訓。三個月后，幾百名班長能徒手講解武器分解，也能帶著新兵拆裝真槍真炮，訓練合格率提高明顯。

張震快到花甲之年，依然要求自己跟連隊一起背行囊、趴草地、翻壕溝。身體吃不消，他便給自己加碼：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六七公里快步走；大雨照舊，小雪不停。開始那幾周，氣喘聲蓋過軍號。兩個月后，參謀們發現首長扛沙袋沖刺不再掉隊。“老張又年輕了”，背后有人感慨。確實，強度訓練讓他把多年伏案留下的腰痛趕跑，也讓不少青年軍官意識到：不能只盯桌面文件。

有意思的是，繁忙間隙他仍堅持寫研究筆記。夜間燈光下，常能看見他一手捺住簾角，另一手在厚厚作戰地圖上描線標注。很多人不理解：“您分管訓練，干嘛還研究戰略縱深？”張震回答：“戰術脫離戰略就是散兵游勇。”這種觀點后來直接影響了武漢軍區的年度演習——作戰背景從團級擴大到軍級，通信、后勤、工程兵全部混編，實戰味濃得多。

訓練改革推進一年多，武漢軍區面貌大變。正當部隊中青年骨干把張震當作“老參謀”時，1975年，一紙命令把他調去總后勤部任第一副部長。友人勸他：“后勤瑣碎，您恐怕不習慣。”他淡然：“打仗離不開糧秣彈藥。”到崗后，他仍沿用在武漢軍區的做法，先下倉庫看庫存，再去前線倉儲點考核補給速度。某次演練，前送時間由六小時壓縮到三小時，洪學智拍著他肩膀說：“這步棋走得好！”一年多后，張震主動推薦洪學智出任部長，自己則申請回武漢繼續練兵，可組織上需要他留守，他只得暫緩歸隊。

1980年春，總參謀部缺一位管作戰的副總長，中央點名張震。年屆六十的他再次轉場，心里卻清楚：全國范圍練兵方向，需要在總參統一規劃。到任伊始，他圍繞邊境防御、島嶼攻堅、城市反空降三個課題組織研討，把分散在各軍區的經驗匯總成指導意見。熟識他的人說：“老首長整合能力強，抓要害，一針見血。”

短短十五年內，張震的工作單位從機械廠到軍區，又到總后勤、總參，一路輾轉。跨度之大，在當時并不多見。有人議論：“這樣調動會不會耽誤個人前程？”事實證明恰恰相反。多崗位歷練讓他通曉訓練、后勤和戰略層面的橫向聯動，后來擔任國防大學校長時，他能把訓練現場經驗與理論教學對接，學員聽得入迷。1992年進軍委工作，他依舊保持凌晨四點起床的習慣。有時路過紫竹院，晨跑的市民認出那位剪短頭發、步伐穩健的老人，小聲嘀咕：“那不是張副總長嗎？怎么跟普通大爺一樣跑步？”

不得不說，張震的行事風格影響了一整代軍官。許多人后來回憶：只要想到那個清晨帶頭跑在最前面的老同志，訓練偷懶就開不了口。更重要的是，他讓各級指揮員明白，理論和實踐并不矛盾，關鍵在于誰愿意踩泥土、聞硝煙，把紙上的東西變成肌肉記憶。

縱觀張震1970年代前后的軌跡，“降職”只是表象，真正構成他生命底色的是責任感與行動力。夜幕中還亮著燈的作戰室、清晨操場上揮汗的背影、倉庫里盤點油料的身影，這些碎片拼起了一個軍人最質樸的追求：讓部隊隨時能打仗、打得贏。幾十年過去，當年的武漢新兵早已退伍成了地方骨干，可談起那段摸爬滾打的歲月，仍會說一句：“張司令教會我們先跑起來，再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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