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離家23年，歸來已是軍政委，與家人抱著哭成一團，幾百相鄰探望

“1953年9月，裴周玉跨進老屋門檻，低聲喚了一句：‘爹，我回來了。’”一句普通的家常話，讓堂屋里的老人幾乎站立不穩。周圍鄉親屏住呼吸，連院子里的雞犬都突然安靜下來。

裴周玉出生在湖南臨武的一個佃農家庭，六七歲開始挑柴做飯，十二歲起便給地主扛活換口糧。母親積勞早逝，奶奶時常嘆息“娃苦命”，可生活的重擔從沒人替他卸下。

1927年本地農民協會剛冒頭，他參了兒童團守夜放哨；到1928年已兩次跑去找紅軍，卻因年紀太小被送回。1930年春，他背著奶奶第三次去了紅五軍，這一次，再沒回頭。村里人只知道那孩子跟著彭德懷北上打仗，自此音信斷絕。

從湘贛根據地突圍到閩浙邊，再到川陜，裴周玉一路做通信員、警衛班長。1936年到達陜北，他第一次聽說“長征勝利”這個詞，卻顧不上激動，很快又被派往西北各地籌糧練兵。那片黃土高原，成為他之后十七年的主戰場。

家鄉的音訊被戰火切斷。奶奶傾盡全力替他點起一盞長明油燈，臨終仍喃喃念著“大孫娃”。父親和弟弟種田之余托人四處打聽，卻連口信都沒有。許多年后，老人回憶那段黑暗時光，只用一句話：“活著等消息。”

轉折出現在1948年秋。華北戰場吃緊，裴周玉奉命調入野戰軍主力，職務從保衛部門跨進作戰序列。他在東北冬夜里寫下第一封家書，信封上只有四個字——“湖南 臨武”。郵差翻山越嶺，卻怎么也找不到準確地址，這封信終究迷失。

綏遠和平起義后，他被任命為軍區政治部主任。解放區通訊條件改善，組織幫他發出電報，才確認父親和弟弟仍在龍門原籍。老人接報那天放下鋤頭，嘴里只反復念一句：“人還在，錢糧都值。”短暫團聚后，因北方水土不服，父子再次分離。

1950年，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裴周玉率部入朝，戰場霜雪刮骨，夜里風大到能掀翻帳篷。第五次戰役結束，他所在兵團縮編為第六十九軍，自己擔任政委。新中國正規化建設啟動，軍務稍緩，他提了一個請假條：探親。

1953年9月，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吳自立陪同他抵達郴州，又轉車回臨武。縣城里消息像颶風一樣刮進鄉村：“紅軍老班長成了軍政委，要回來了！”龍門街上家家門口靠著一條長板凳，老人小孩等得伸長脖子。

傍晚時分，一輛越野吉普停在祠堂口，裴周玉跳下車，父親踉蹌迎上，兩人抱在一起，肩膀劇烈起伏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弟弟跪在旁邊嗚咽，“哥，你終于活著回來了。”這一幕擊中了圍觀者的心弦，連素來好強的族長也悄悄拭淚。

接下來的五天，龍門大隊幾乎變成“小招待所”。白天農戶排隊送雞蛋紅薯，晚上燈火通明，鄉親或站或蹲，把院子圍得滿滿當當。有人要看紅軍證件，有人打聽犧牲親人的下落。裴周玉一邊翻包里的花名冊，一邊耐心解釋：“張平凱壯烈于湘西，羅衛病逝于皖南……咱們一千多人，現在能數得出的只剩六個。”說完，他在屋檐下默默點了一支蠟燭。

有意思的是，七十里外的另一個鄉也來了代表。他們帶來一碗清水、一捆高粱稈，說是當年紅軍宿營時欠下的“糧賬”，如今要當著政委面結清。裴周玉連聲道謝，隨即命人登記，把高粱稈放進柴房——這點儀式感，他不忍拒絕。

團聚的氛圍再濃，也掩不住現實的差距。父親依舊習慣黎明前下田，裴周玉卻要按時返回部隊。第六天凌晨，一聲軍號樣的汽笛響起，吉普車駛離村口。老人追了幾步，終究停下，只抬手擺了擺。車后塵土漫天，許多鄉親呆呆站著，好像還在等待冬麥發芽。

裴周玉回到軍里，向干部們簡單提了探親見聞，末了感嘆一句：“革命不是個人的光榮，是千千萬萬犧牲換來的。”當晚他就批閱文件，安排下一階段訓練計劃。帳篷里的馬燈忽明忽暗，照著那張飽經風霜的臉，沒有旁人看見，政委的手背在微微發抖。

他在龍門的五日成了當地口口相傳的傳奇。老人講給孩子聽：“當了大官的裴家伢子還記得鄉親。”這句話，比獎章更沉甸甸。裴周玉此后再無長假，1960年代轉任軍區高級職務，直至離休，身邊始終放著一本寫著“龍門戰友名錄”的小冊子。有人問他最珍貴的軍功章是哪一枚，他笑了笑：“都在那本冊子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