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大軍區副司令改當省軍區司令，1年后轉業副省長，情況不多見

“1958年春天，中央讓你先放下福州軍區的擔子，到省軍區去抓民兵，行不行？”電話那頭的詢問語氣并不重，卻透著不容推辭的決然。劉永生沉默兩秒，只回了一句：“服從調動。”

對熟悉部隊職務體系的人而言，從大軍區副司令員降格到省軍區司令員，看上去像是“走下坡路”。然而，劉永生的履歷偏偏反著常規走，短短一年后又躍入地方政壇，當上福建省副省長。縱覽解放軍將領名單，如此軌跡確實稀有。要想讀懂這條“之”字形的人生線索，還得從閩西那片山嶺說起。

1926年秋，永定縣溪口墟。二十歲的劉永生聽完張鼎丞關于“打倒土豪劣紳”的宣傳后，回家就把族譜拍在桌上，宣布不再給地主家當佃戶。那一年，他加入農會，也第一次握上火藥槍。閩西紅旗插得早，革命風聲最緊，劉永生當軍事交通員的日子，經常是夜里翻山、白天潛伏，腿上被荊棘劃出的口子一道接一道。

閩西蘇區擴展期間，紅軍主力需要大量糧秣。劉永生卻沒能像多數熱血青年那樣隨部隊北上，而是被安排留在地方，擔任區委書記。“你比誰都熟這片茶山竹林，留守才有價值”，這是組織對他的評價。表面是文職，實際槍林彈雨不斷。1934年主力長征后，國民黨“清剿”加碼，他帶著幾十名赤衛隊員在永定、長汀一帶轉移，白天偽裝樵夫，夜里襲哨，一條條山路被踩得油亮。

抗戰爆發，南方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二支隊，劉永生領到的新任命是連長。職位不高，卻異常繁忙——既要守山口，還要給閩西根據地“發展奇女子”。所謂“奇女子”，其實是女交通員、女情報員的代稱，利用身份便利穿梭敵占區。劉永生后來回憶，“沒有那批閩西女同志掩護，山里的部隊撐不過半年”。

1945年日本投降，閩西軍分區宣告成立，他成了司令員。那會兒的閩粵贛交界，對手是蔣介石的七十四師，火力很猛。劉永生帶著不到兩千人的地方武裝硬是啃下一個又一個碉堡，三年時間，隊伍膨脹到萬人規模。1949年夏天，他被調至十兵團任副司令，身份陡然升級。葉飛評價他：“永生的優勢是‘軍政兼顧’，別小看游擊基因，到了正面戰場也管用。”

福建全境解放后，軍地兩套班子都缺熟門熟路的閩籍干部。于是張鼎丞挑大梁當省委書記，葉飛兼省委副書記兼福建軍區司令，劉永生則擔任副司令兼省委委員。沒有切分得很細的崗位描述——哪里需要，他就往哪里鉆。1951年，他被送進軍事學院深造，念的是正規戰與海防建設。

1954年秋，劉永生學成回閩，再次出任福建軍區副司令。那時，東南方向的局勢不安，金門炮聲時斷時續。劉永生每天守著作戰地圖，一條紅鉛筆線一寸寸往海上挪；夜深了，還要和省委商量民兵、漁船的動員方案。

1956年福州軍區掛牌，福建軍區整體提格，葉飛成了正司令兼政委，劉永生直升大軍區副司令。“頭銜變大了，壓力更大”，他私下說過這句話。可兩年后，上級決定把福州軍區公安軍機關改編成福建省軍區，要求他改任司令，專盯民兵和海防。看似降級，實則是有人故意把他推到一條“更不好走”的線上——要在海防一線確保岸灘不失，又要把動員體系嵌進地方行政，難度大過純粹指揮作戰。

1958年，他脫掉大軍區副司令的肩章，正式掛省軍區司令的臂章。有人私底下替他惋惜，他卻擺手：“槍桿子在我手里很多年，換個角度守海也無妨。”在他的折騰下，福建省軍區把散落在山頭、漁港的民兵統合成兩道海防帶，炮樓、洞庫拔地而起。

1959年初春，中央任命劉永生為福建省副省長，主管民政、水電、對臺事務。他交接完畢，主動把省軍區司令一職也交出。“軍政一肩挑不現實，既然轉業，就別拖泥帶水。”新崗位要解決的是百廢待興的民生，他跑閩北水庫工地，蹚過巴掌深的泥田，和基層干部驗證一條排灌渠能不能真正引海淡水進稻田。

1962年溪南水電站竣工投產，福建全省每年多出三億度電。有人在大會上夸他“軍人出身卻搞電力”，劉永生笑得靦腆，說：“打過仗的人都知道，戰場缺水缺電一樣要吃虧。”幾句簡單的話，道出他的邏輯：軍事思維并不排斥建設，只是換了場景繼續計算成本、時間、勝負。

1979年，他改任福建省人大副主任，淡出具體事務。進機關先后五十余年，他的辦公桌始終擺著一張閩粵贛交界的老地形圖。旁人好奇，他只說一句：“路線是當年踏出來的。”

劉永生的履歷像一條折線，從游擊隊到大軍區副職，再到省軍區正職、地方副省長，每一步都無跡可尋，卻又與國家需要高度吻合。不得不說，組織之所以放心把不同的擔子交給他，看中的正是那股“缺哪兒就填哪兒”的韌勁。

軍轉干的案例不少，但像劉永生這樣先“降”后“升”，迅速在地方政務里站住腳的，確實屈指可數。換句通俗的話——他是一把多功能瑞士軍刀，既能劈荊棘，也能擰螺絲。正因如此，他的經歷才被老戰友們津津樂道：在部隊，他是敢打敢拼的“閩西老虎”；在政府，他成了跑工地的“水電副省長”。不同標簽貼在同一人身上，沒有違和，只因為底色一致——聽命、肯干、不畏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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