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小偷，被稱賊王的他，到底有多囂張？

1986年，一個小偷被抓后被判處死刑，他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被判死刑的小偷。

曾經他被稱為賊王，作案無數，囂張無比，最后還是落網。

他到底是誰？他被抓前究竟有多囂張？

荒唐人生

他叫黃庭利，山東省沂南縣人，從小就是村里有名的無賴。

這人懶、饞、好賭又嘴毒，干不了重活，成日跟一幫無賴混在一處，坑蒙拐騙，無所事事。

父親黃四柱是個地道的莊稼人，臉黑手糙，說話直來直去。

他看著兒子每日游手好閑、偷雞摸狗，氣得揍了不知多少回，可打完第二天照舊。

一家人咬牙商量，決定把黃庭利送去東北墾荒。

聽聞要離家千里，他一開始死活不愿意，直到父親甩下一句“你要不去，就別再踏進家門”，他才不情不愿地卷了幾個饅頭上路。

到哈爾濱那天，他背著破被褥，在火車站候車時，被一群從車廂跳下來的民工推搡了幾步，不慎踩空摔倒，左腿卡在站臺與鐵軌之間，發出一聲悶響。

送去醫院檢查，是股骨骨折，因醫療條件有限，固定不當，又感染發炎，最后落下了終身殘疾，走路一瘸一拐。

墾荒的事自然泡了湯，他也沒臉回家，索性在哈爾濱火車站附近混跡下來，靠幫人搬行李、擦皮鞋維持溫飽。

可偏偏腿不利索，干活慢、掙得少，常被人推搡辱罵。

他從最初的自怨自艾，慢慢轉為心狠手硬，對這個世界生出敵意。

某天夜里，他蜷縮在站臺候車棚的一角，凍得直打哆嗦，肚子早餓得貼背。

朦朧中，他看見不遠處有個男人背對著眾人，眼神警惕，一邊搭訕乘客，一邊動作極快地伸手入人衣兜。

對方發現錢包丟了，大喊一聲，那人卻早已在人群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黃庭利呆住了，那夜，他幾乎一夜未眠。

次日清晨，他跟著那個扒手的背影一路追到了站外巷子，故意假裝乞討，靠近后小聲說：“師傅，我腿瘸，干不了重活，要不……你帶帶我？”

那人原本不屑，直到他三天后親手偷來一只翻蓋皮錢包，內有現金數十元和一張蘇聯進口的打火機，才露出贊許的神情：“小子，有點意思。”

就這樣，黃庭利走上了那條不歸路，他的腿殘了，可手卻越來越快，心也越來越黑。

偷成賊頭

從那枚打火機開始，黃庭利在哈爾濱火車站徹底扎了根。

他以“瘸子”身份在站臺、候車室、臨街小巷間游蕩，白天貼身跟著老扒手“劉三鼻”，晚上就躺在鍋爐房廢棄的煤堆邊。

那時的哈爾濱火車站，扒手幫派林立，各占一角，互不侵犯，名氣最大的是“三連”，由老扒手劉三鼻、麻子榮和朱大郎三人組成。

他們專門盯客運列車上下乘客的提包、口袋和挎包，三人有術、有狠、有膽，連巡警都對他們投鼠忌器。

黃庭利最初跟著劉三鼻，只能做些打下手的活：掩人耳目、踩點報信、引開乘警。

他跑得慢、腿不便，干得不順，三天兩頭被踹、被罵，有次甚至被朱大郎拿煙頭燙手。

轉機出現在一個風雪交加的黃昏，那天，“三連”盯上一位從上海到哈爾濱的倒爺，身上現金估計不下千元。

黃庭利自告奮勇要“纏腳”，即在對方上車前從后側插手攔截。

劉三鼻本不同意，可他說：“你們不是一直說我不中用么？讓我試試，成不成，你們看著。”

行動開始，倒爺正掏票，他貓著腰一個貼身滑步靠上去，左手扶肩、右手插袋，利落至極。

不到三秒，錢包已入袖中，他轉身離開，一邊瘸著一邊哼著京戲小調，仿佛剛買完車票的乘客一般自然。

直到倒爺大喊“有人偷錢包”，他早已拐進站后的通風井，藏在垃圾筐里將錢包拆解完畢。

劉三鼻看著他回來，將那厚厚一摞鈔票甩在爐臺上，臉色難得松弛：“你這手，是天生的賊命。”

從那天起，他終于獲得了名分，正式加入“三連”，可他沒滿足于此。

他學得快，記性極好，扒手手法一教就會，還常自創新路。

別人用食指扒，他改用無名指；別人側面攔，他假裝跌倒后順勢下手，一次次讓老江湖們刮目相看。

他甚至研究過不同布料口袋的手感差異，用破布縫衣練習入手角度，能在最短時間內掏出鑰匙、錢包而不引起一絲異動。

不出半年，他技藝已超三師父，被稱“賊瘸黃”，原本只是綽號，慢慢成了名號。

他不只偷錢，更懂規矩、講義氣，曾有一次，同行“拉皮條”搶了他盯的目標，他直接拄著拐杖沖進候車室，拎著鐵鏈把對方打得血流滿地。

那天之后，“賊瘸黃”三個字在哈爾濱地下圈子徹底扎了根。

他開始組建自己的小團伙，起初是幾個小流氓，后來擴展成南北兩線：北線主扒貨車車門、搶行李，南線專扒旅客口袋、挑女人包。

他給每個小弟分區域，分時段，分成明細得如公司財報，還設有“賊規”：不偷老人、不碰孕婦、同行不得互搶。

警察也注意到了他，他被拘過兩次，每次都因證據不足而無奈釋放。

短短三年，黃庭利從一個腿瘸少年，成了哈爾濱火車站最具話語權的“賊頭”。

而他下一步，已不滿足于此地，因為在他的計劃里，全國的火車線路，才是他真正的“戰場”。

賊王爭霸

1979年春，哈爾濱的積雪尚未融盡，黃庭利卻已悄然南下。

他站在北京站臺的天橋上，俯瞰著人流如織的候車大廳，眼神冷峻如刀。

此時的火車扒竊界，南北地頭蛇各霸一方，南有“佛山李玉方”，手下幾十號人，盤踞在廣深線、京廣線一帶，號稱“南線快手王”。

北有“賊瘸黃”，以哈爾濱為中心，控制京哈、濱州等鐵路線，兩人江湖未曾謀面，但傳說已交錯多年。

1980年夏，黃庭利帶隊到鄭州火車站“踩線”，正值返程高峰，南來北往的旅客集中換乘。

他派出北線精銳“蝎子”、“眼紅張”等四人連扒五單。

正準備收手時，卻在站臺盡頭遭遇另一伙人，下手比他們還快，一分鐘內扒出錢包兩只、手表一塊。

不出幾日，他便通過線人得知，那人正是李玉方手下的得力干將“阿坤”，一場暗戰就此打響。

1980年冬，廣州東站，成了他們約定的比拼戰場。

兩人各帶三人，不許動手、不許沖突，十小時內各自作案，以獲利金額論勝負。

清晨六點，黃庭利拄著拐杖，腳穿黑布鞋，領著“蝎子”、“干活老方”和“眼紅張”混入候車人群。

李玉方則一身白襯衣，風度翩翩，派出“阿坤”、“扁嘴猴”、“啞巴蔡”，直插一等座車廂。

中午十二點，黃庭利已收四單，總價值近兩千元；李玉方三單，但一只價值八百元的進口金表拉高了總額。

下午三點，黃庭利親自出手，目標是一名港商，西裝筆挺、行李成套。

他在上車瞬間攔肩、轉身、側掏，一氣呵成，得手一枚厚重錢包，內含港幣數千、身份證件一套。

他甚至多留了一張車票，只為將東西如數寄還，留名不留物。

傍晚七點，比拼結束，兩方集合，清點戰果，最終黃庭利以總額小勝。

自此，江湖傳言“北有瘸王，南歸其主”，黃庭利“賊王”之名，自此封神。

但他并不止步于此，他知道江湖規矩靠刀靠拳不長久，想立勢，得靠規矩。

于是他重組組織，設立“南北雙線”，北線駐哈爾濱，南線設在鄭州。

每隊有“手上”“眼線”“風頭”“收數”“替罪”五類人馬，各司其職，分工細致。

他甚至在內部擬定“賊律”：不偷孕婦、不偷殘疾人、不動軍屬、不打同行。

凡破規者，輕則斷指，重則逐出幫派，任江湖生死。

同時他擅于操控輿論，他常指使手下偷完又“悄悄放回”，博得“善賊”美名。

可真正知道他本相的人，卻都明白：他不是仁慈，而是精于算計，他要的是風評，也是掩護。

覆滅落網

1986年春，全國迎來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嚴打”風暴。

公安部下令“重點打擊、從重從快”，各地刑偵部門連夜加班、鐵腕出擊。

而這其中，一份特殊的內部通緝文件傳遍全國鐵路公安系統，上面寫著“黃庭利”。

早在幾年前，黃庭利就已是公安內部“頭號目標”。

可他從不住固定場所，從不親自收賬，行蹤詭秘，連照片都是模糊不清的側影。

警方幾次部署抓捕都落空，甚至有一次已鎖定他入住的旅社，等破門沖進去，床上卻是他用雜物偽裝的人形假軀。

轉折發生在1986年5月，鄭州鐵路公安處在清理“老案件”檔案時，一位辦案民警意外發現一樁1979年的扒竊案卷。

受害人描述的行竊手法與近期頻發案件高度吻合，更詭異的是，兩個案發地相距千里，卻都有人提到一個拄拐、耳背、笑聲怪異的中年男人。

那一刻，線索串了起來，隨后，警方決定另辟蹊徑，從黃庭利身邊人下手。

他們先從被抓獲的“眼紅張”著手審訊，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終于撬開他的嘴。

他交代：“黃爺常在西安、太原間流動，最近好像混在南線……”

幾乎同時，黃庭利的情人也出現在警方視野中，她曾是武漢舞廳的領舞女郎，外號“楊卷毛”。

她因盜竊同居男友財物被捕，在看守所中情緒崩潰，主動提出“有重大線索供出換輕判”。

她給出了一個極關鍵的信息：黃庭利會在6月10日，前往太原與南北線幾位骨干碰頭，商議“收網分利”。

警方立即調集山西、河南、陜西三地警力，布下天羅地網。

6月10日上午10點05分，一輛慢車剛停靠，黃庭利夾在人群中，一手拄拐，一手插兜，步履蹣跚走下站臺。

他還未察覺危險，便被兩名臥底從背后死死按倒，一瞬間，四周涌出十余名民警，將其牢牢制服。

案件偵破后震動全國，新華社連發三條快訊，稱其為“建國以來最猖獗的盜竊犯罪頭目之一”。

根據公安部調查，黃庭利自1975年至1986年間，涉案至少320起，直接盜竊金額達百萬元以上。

間接牽涉盜竊團伙100余人，其中主犯36人、次犯61人，多人曾因他受審或入獄。

法院最終以“盜竊罪情節特別嚴重、數額特別巨大、社會危害極大”依法判處其死刑。

1986年11月7日，黃庭利在西安被執行槍決，終年50歲，他也成了中國第一個被判死刑的小偷。

黃庭利的結局，是一場遲來的清算，再猖狂的賊王，也難逃正義落槌的一聲。